刘小枫先生关于百年共和的文流出后，坊间沸沸扬扬，引发不小争议。今日，有邓晓芒氏撰文予以驳斥。坦白说，二位的文章都可算是鸿篇巨制，谈论的话题又那般的复杂深刻，更何况，就连当事人之一的刘小枫也被另一当事人邓晓芒斥为学理一塌糊涂、政治学一塌糊涂，我们这等普通人就更加只能畏畏缩缩而不敢随意出声了。但在读邓文的过程中，尽管邓君大气磅礴、言之凿凿，却发现他在某些“细节”上并不那般地严谨与可靠，故而不避放肆与浅陋，边学习边反思，写上几条札记。

刘文中说：

大学与传媒不同，大学要讲究学理地思考。诸位都是学“政治学”专业的，理应学会政治地思考政治问题。如果跟着传媒言论来看问题，“政治学”专业就白学了。毕竟，传媒言论并不专业。

邓氏反驳说：

真正的民意除了这条通道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来表达，这就要看学政治学的是否善于从中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民意，哪些不过是官意的伪装而已，这可以检验他们的专业素质。

按照邓的理解，刘要求学者不去关注传媒，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不管存在多少问题，传媒是表达民意的唯一途径。首先在这里就存在分别，刘强调的是“学理地思考”，而邓要关注“民意”，两者的视角并不相同，而且请注意刘提出警惕传媒的语境，他是基于很多复杂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思考就被传媒人妄自申说方有才有此顾虑，我不清楚这有何不妥，也不知邓氏如何又能那般无限引申。我们且不去计较何是何非，邓在此处无疑是以己度人。再者，对传媒传达的民意进行区分，那么区分出来的是什么，凭什么来区分，这一行为与刘强调的“学理地思考”又有何不同？邓未曾深入思考就已将刘彻底否定了。

邓氏又说：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不过是黄氏这些话的概括，而且黄氏的言辞比梁氏更为刺激或“过头”。那么请问，黄宗羲当时根本无从接触西方启蒙政治思想，他又是如何受到“西方启蒙话语的影响和支配”的呢？

此处邓氏似乎忘记了一个常识，今天享有无限光芒的明末清初三大家的重新“发现”工作正是由梁启超们推动的。他们在受到新思想的洗礼后，惊讶地发现传统资源居然有与此“契合”的内容，因而大力表彰。因此，即使黄宗羲们没有受到启蒙政治思想的影响，即使梁启超是照抄了黄宗羲的言论，他的这种照搬也只不过是借用传统资源去证实自己的新想法而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