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的诗写得很好，学问的气象也很大，小子自愧不如。

但是，本人尽管非常敬佩他，却并不信从，更不崇拜。

怎么来称呼这个人？才子？哲人？君子？抑或是他自封的“圣人”？我更愿意将其视为“孤单英雄”。志存高远、坚忍不拔，但却注定会失败。失败的直接原因正是他所谓的“贱民”力量太大，吞没了他这样的贵族，但从根本上说，是他的过分理想主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最喜欢的数字”——这是当下许多个人资料中的某个选项，我不知道别人是从何种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想必都会有自己的原则与标准。
     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同回答其他无数类似的问题，又正如我们一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有原则，也可以说没有原则，我们总是难免“说一套、做一套”的尴尬（说得好听一点可以叫做“随性”、“自适”），总之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亮出自己的标准，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突破自己的原则，并找出许多许多的借口。

我不由想起了齐美尔对于“时尚”的论述：

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

要谈“于丹”，先得讨论“百家讲坛”。在谈及“百家讲坛”的成功之道时，论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条：出色的商业运作、先进的技术手段、选题的精当、讲演者个人的独特魅力，有人称之为“寻求学术品位和大众化的最佳平衡点”

于我而言，写点东西是一件颇为神圣的事情，这意味着我可以摆脱外界的种种干扰与内心的种种欲念，静下心来，进行一种让上帝会发笑的活动——思考，在宁静中思索，在思索中检讨，在检讨中超越。昔人读书非常庄重，必得静身、洁服、端坐，写作之要求当倍于此。正因为这份庄重，我每次的写作态度都很认真，种种言论虽不免荒谬、幼稚，于我却异常珍贵。也非常乐意将自己的点点滴滴拿出来与人分享，所谓的“文人”总有种情怀，总觉得有引导世道人心的使命，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也，这种想法不免自大，但这份用心总还是值得肯定的，其言论也自有其合理之处。

但在今日看来，想要保证上述庄重的写作活动和实现高尚的写作目标是难以实现的。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是于丹、刘心武、纪连

治中国思想史者好言“明清之际”，试图于其时之“思想家”的言论中寻找“现代性”因素，以抗击“冲击——反应”模式背后的“中国文化无用论”、“中国文化死亡论”，其志可嘉。但我对他们的这种探索始终存有疑问，至 于苏民老师的所谓“晚明启蒙思潮的三次冲击波”我更是不认同。限于学识所及，我的怀疑与反思尚只涉及晚明文学领域，这也就是我想写《试论晚明文学研究中的“复古——革新”模式》的初中。当下的晚明研究，正如龚鹏程先生所批评的，往往只持一端，不及其余，具体来说，即“惟新是举”。当然这其中也有区别，一部分人既懒于翻检文献，又拙于思考追问，因而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此种态度与结果都极为可恶；此外的积极探索者，如苏明老师，他们在文学等各个方面的探讨都是为了要为他们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张目的。我无法从整体上对此做出回应，但我的一个看法是：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或四大，或五大）在20

前文算是开了头，或算是定了个调子，但意思还没表达透！关于“文”，我的意见是：一定要痛打落水狗！不要妄言“宽容”，一如我曾引过的房龙的话，宽容也很奢侈，并非是谁都配来使用及享受的。况且说，那不是宽容，是将就，是麻木，是无所谓，是得过且过，凡此种种，大可参考当日的“二王之争”。

我们这个时代太白的平庸，太多的世俗，再这么挤压下去，不再会有什么尊严和荣誉！

我为什么主张痛打落水狗？不仅仅是要打“文”，也不仅仅是要打“文们”，我所不满的是那些“第三种人”，正是由于他们的提倡、鼓励和践行，庸俗之道才能大行其事，打“文”是要警醒他们、刺激他们。人可以庸俗，但请不要鼓励庸俗，更不要为庸俗寻找理由，“文们”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一个“借口”，我们要做的就是摧毁这个平台，至少可以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去，不去蛊惑别人。此外，我一直坚信，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在庸俗与荒唐中行走，他总会有一些

不在第一时间对热点事件发表评论是我的一贯原则，依我的想法，某一事件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一事件背后的众生百态。以本次的“文事件”为例，李辉先生揭发的三大问题中，年龄问题估计最难搞清，但文的人品问题，照目前看来，是圈内人熟知的，其学术水准问题，也是早有公论的。这些问题并不难搞清楚，做出判断也很容易，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争论，甚而有使事情越辫越不明的趋势呢？原因很简单，文的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链条，彼此各有心思，各怀主张（注意，不是目的！）

在“文事件”背后有三股力量（实际上每一件事情背后都会有这三种力量），或是“骂”，或是“挺”，或是折中。不可否认，“骂”的人中存在沙砾，不少人怀着看热闹的心情图一时之快，但他们到底还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与正义的借口，而且，这其中的不少批评是相当有水准的，比如徐晋如博士对文所谓的“正清和”、楚辞研究、诗歌吟诵的批评，就是有理有据。而那些“挺”文者呢？目的卑劣、行为拙劣，根本不值一提。倒是这些所谓的“折中者”往往不曾为人重视，反而觉得他们持论公正、客观，而信者日重。这些所谓的“折中者

《四书》自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年）朱熹刊行以来，遂成为在中国影响至大的思想文献。宋学肇兴，《四书》更超越于儒家经典——“五经”之上。元代儒士也十分重视《四书》，吴澄十五岁始读朱熹《大学章句》，刘因本于卢孝孙之《四书集义》而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许谦作《读四书丛说》四卷，詹通传作《四书纂笺》二十八卷，朱公迁作《四书通旨》六卷，倪士毅作《四书辑释》二十卷等等。其中尤以《辑释》（详后）、《纂笺》与《通旨》成就为大。《纂笺》正音读，考名物，学风务实。《通旨》将《四书》原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四书通旨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01页上）当然，《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对《四书》的流布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永乐年间纂成的《四书大全》。

明代初年，解缙上书建议修书，方法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也就是要远祧先秦儒学之绪，近承宋代理学之脉，这实际开启了明代修三部《大全》的先声。

按：这是我去年写的一篇日记，但反映的却是我常会有的一种心态，故把他抄过来作为我新的开始，也算是就此刺激和勉励下自己。

现在的时间是2008年7月13日20点23分，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在平淡中度过我24周岁的生日。《四书集注大全》的校注工作还未完成，我也不得以要滞留南京多日，因而无法像去年那样约几个好朋友一同庆祝生日，遗憾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现在也顾不上这些，只盼能早点把这件事情做完，早点回家，毕竟课程作业要写，毕业论文也要准备。

今天非常感谢鲁弦，还记得这个日子，给我送来了问候与祝福。

另外，今天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又开始写日记了。一个念头从脑海中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