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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请敬畏我们的传统

      ——在“中国语言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莫砺锋

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确,无论是人文学还是社会学,人类都有许多殊途同归的思考,也得出了许多大同小异的结论。2500年前的孔子首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句话在《论语》中完整地出现了两次(《论语•颜渊》答仲弓问,又《论语•卫灵公》答子贡问),可见孔子对它的重视。无独有偶,在孔子身后500多年,耶稣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难怪后世的西方哲人伏尔泰、托尔斯泰、爱默生等在推许孔子此言是道德方面的金科玉律时毫无心理障碍,原来在西方传统中也有类似的思想。那种对别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便大放厥辞地予以全盘否定的做法,难免流于轻率。所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批评汉语缺少辩证思

孔子的确只有一个,但在后世人心中的形象却是多样的。以《庄子》一书为例,此书成于多人之手,思想驳杂且各有抵牾,故其中的孔子便有多种面貌和评价(个中详情可参方勇先生《卮言录》一书)。孔子是圣人,但他首先是人,而且是一个寿命颇长、经历极丰的人,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去认识和发现孔子,又或者说,孔子身上的某一点极易打动我们,从而形成我们对孔子的独特认识,在这种认识下,我们发现的孔子是亲切的、是有血有肉的,而不仅仅是 “至圣先师”这样一个空洞符号。以笔者本人为例,想起孔子,就每每想起他“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却依然积极努力的执着精神,而李零先生则发现了一个如“丧家犬”般的孔子,这一称呼,不是对孔子的不敬,而是要描述孔子的一个境遇——不得志,且是饱受困苦、屡受打击的不得志,这一境遇不仅是孔子的,也是李零先生的,更是无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

 

大学毕业都三年了,高考于我早已没了吸引力,但今年的一篇号称史上最牛的高考作文却没法不令人关注,这首“诗“到底写得如何,徐晋如博士早已有所评判。徐博士的批驳之文贴出后,遭受了预料中的恶毒攻击,徐博士自己也曾做了应对,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徐博士是海内知名的诗人,他会作诗,也懂诗,他是绝对的专家,他的评判绝对是客观而地道的,那些轻薄之士的狂妄之言实在可笑。

 

但话说回来,徐博士以及他所说的贵族毕竟是少数,这到底是一个为“大多数”所控制的时代,他们就是认为这诗写得很好,赞誉之辞可谓登封造极,那么就像某相声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位考生很自然

说某君(2009-07-09 18:41)

某君的诗写得很好,学问的气象也很大,小子自愧不如。

 

但是,本人尽管非常敬佩他,却并不信从,更不崇拜。

 

怎么来称呼这个人?

数字与生活(2009-07-08 22:32)

 

“最喜欢的数字”——这是当下许多个人资料中的某个选项,我不知道别人是从何种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想必都会有自己的原则与标准。
    

考察“于丹”们(2)(2009-06-07 23:23)

我不由想起了齐美尔对于“时尚”的论述:

 

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

考察“于丹”们(1)(2009-06-07 23:19)
一年前的信笔之作,一块贴出,虽不深刻,但对理解“于丹”们想必不无裨益!

 

要谈“于丹”,先得讨论“百家讲坛”。在谈及“百家讲坛”的成功之道时,论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条:出色的商业运作、先进的技术手段、选题的精当、讲演者个人的独特魅力,有人称之为“寻求学术品位和大众化的最佳平衡点”

于我而言,写点东西是一件颇为神圣的事情,这意味着我可以摆脱外界的种种干扰与内心的种种欲念,静下心来,进行一种让上帝会发笑的活动——思考,在宁静中思索,在思索中检讨,在检讨中超越。昔人读书非常庄重,必得静身、洁服、端坐,写作之要求当倍于此。正因为这份庄重,我每次的写作态度都很认真,种种言论虽不免荒谬、幼稚,于我却异常珍贵。也非常乐意将自己的点点滴滴拿出来与人分享,所谓的“文人”总有种情怀,总觉得有引导世道人心的使命,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也,这种想法不免自大,但这份用心总还是值得肯定的,其言论也自有其合理之处。

 

论学谬语(一)(2009-06-06 21:26)

治中国思想史者好言“明清之际”,试图于其时之“思想家”的言论中寻找“现代性”因素,以抗击“冲击——反应”模式背后的“中国文化无用论”、“中国文化死亡论”,其志可嘉。但我对他们的这种探索始终存有疑问,至于苏民老师的所谓“晚明启蒙思潮的三次冲击波”我更是不认同。限于学识所及,我的怀疑与反思尚只涉及晚明文学领域,这也就是我想写《试论晚明文学研究中的“复古——革新”模式》的初中。当下的晚明研究,正如龚鹏程先生所批评的,往往只持一端,不及其余,具体来说,即“惟新是举”。当然这其中也有区别,一部分人既懒于翻检文献,又拙于思考追问,因而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此种态度与结果都极为可恶;此外的积极探索者,如苏明老师,他们在文学等各个方面的探讨都是为了要为他们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张目的。我无法从整体上对此做出回应,但我的一个看法是: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或四大,或五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