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年前，我们曾在皖南贵池度过了难忘的半年岁月（中）

   当晚在新桥生产队，我们住在一个名字叫吴志祥的贫农家中，这家人家在当地算是条件较好，房子虽然也是土坯房，但在村的中心位置，便于召集会议和来访。户主吴大伯五十几岁，有2个儿子，与儿子一起做裁缝，每天走东家串西家，工钱按天数算，虽然够不上丰厚，但在当时农村普遍贫穷的经济条件下算是好的了。大儿子吴柯云二十几岁，有一点文化和头脑，后来成为生产队的建党对象。吴大伯见多识广，在村中也有一定威信。我和老黄就住在堂屋的侧房里，睡的是用砖头砌成的床，上面铺着稻草。房间里除了两张床，有一张小桌子没有凳子，坐就坐床上。我们晚上点着小油灯看书、谈天，感到还蛮有情趣。我们吃饭是吃派饭，每天交4毛几分钱和规定的粮票，我们是全国粮票蛮受欢迎

当时，工作队对吃饭做了严格的规定，不管吃饱没吃饱，只能盛一碗，硬性规定不能吃第二碗。当时，我们年轻胃口好，根本吃不饱，但规定不能违反，那里没有商店买饼干之类的东西，饿了也只能挺着。当地因经济落后，习惯上只吃二顿饭，早上9点左右吃早餐，饭后出工干活，到下午4点左右就收工了，吃第二餐饭。佐餐的菜主要是放了辣椒的咸菜，烧一只鸡蛋做的荷包蛋或蒸的蛋羹就是很好的了，还有自家种的蔬菜之类。猪肉平时是看不见的，只有到节日才杀猪分肉，我们曾在那里过了一个端午节，很是热闹，人人穿上新衣裳，家家户户分到队里杀猪分得的猪肉，蒸了大馍馍而兴高采烈。当地，水产是看不到的，更没有海鲜。因此，那里患大脖子的人很多，还有很多白痴，这与饮食中缺乏碘有关系。说起吃饭的事，有二件插曲值得一提，大约是下乡有一半时间的一次，工作队在高坦公社举行队员会议，吃饭时每10人为一个小组，用一个大脸盆盛了满满的一盆红烧肉，这是世界上最最美味的猪肉，大家一哄而上用筷子夹肉吃，不一会功夫竟然将这满满的一脸盆红烧肉统统消灭干净。另外一次，在珍溪公社开三级干部会议，可就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我们要带菜，到了那里才知道菜要自带，我什么也没有带，当地又买不到东西。整整有几天的工夫，每到吃饭的时候是我受难的时候，只有白饭没有菜，只能厚着脸皮向同学匀一些咸菜之类的充饥，真是度日如年啊。

   工作队的工作按部就班，我们常在斗溪大队大队部开会布置工作，按照动员阶段、批斗阶段和善后阶段的工作侧重，步步推进。我所在的新桥生产队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共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多是贫下中农，有一、二户中农，一户地主。生产队里没有党员，所谓的当权派只有一个上任不久的队长和一个早先下台的队长，群众对已下台的那个队长有较多的意见。刚开始来我们这里反映问题的贫下中农不少，我们也似乎感到问题严重，但不能定性。第一阶段，我们主要是根据十六条等文件进行宣讲，每天晚上在我们的住地，召开全村大会，我和老黄分别进行宣讲和动员。当时没有电灯，点着一盏汽灯，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青壮年参会率较高，我认真备好课，为群众宣讲二十三条、十六条和党的有关政策，尽可能按群众能听懂的语言宣讲，在那里几个月我还学习当地的方言。农民们亲切称呼我老姚，这其实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想想真的很有意思，我十几岁就成了老姚了，一直叫到老。 宣讲文件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运动进入深入阶段，成立了新桥生产队贫农协会，成立那天非常隆重，第一批成员戴上大红花，个个脸上笑容面面，第二批有25个贫农加入贫协，在“贫农下中农一条心”的歌声中，由小学生给他们戴上大红花。为此，我编了一首儿歌，“贫协会真正好，个个贫农心欢笑，组织起来力量大，牛鬼蛇神害了怕。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对敌人。我们人小志可大，争取长大入贫协！”。接下来就是要开展对四类分子的斗争，同时对生产队的账目和仓库进行清查，查找四不清的漏洞，以便开展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为此，生产队成立了专门的清经济小组，清查仓库。新桥生产队的人员构成情况比较简单，四类分子就一个地主分子，此人在日常表现还算本分，群众也没有多大的仇恨。于是，按照工作队的布置由贫农协会主持开了一次小型的批斗会，对这个名叫朱光国的地主分子进行了一般性的斗争，发言者说的内容泛泛，基本上没有上纲上线的东西，很快就算过关了。群众对已故的老地主-朱光国的父亲的仇恨较深。为查账，我打了好几天算盘，虽说也非常上心，想从中查出一些问题。但说老实话，我和老黄都不是专业会计，从账面上也查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名堂，一个小小的穷生产队也没有多少资金，最终查出来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只是以后加以改进的东西而已。查账后基本确认，先前下台的队长没有大问题，于是在会议上向大家说明，消除群众的疑虑。我们在四清运动中，执行了稳妥的、平稳的路线，没有搞大轰大翁的一套，实事求是地处理当地农村的矛盾，因此，也没有什么后遗症留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运动的后期，应该说做了一些实事，根据党的政策，力所能及地解决一些问题，对当地的成分划分进行了甄别，把原来的佃中农成分重新细分，分出了下中农，扩大了阶级队伍。再比如地主分子朱光国的老婆是解放前三年才娶过来的，我们按照政策根据她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重新确定其成分，我几次步行到她的娘家了解取证，确定将其本人的成分改为贫农。这个改动对这个家庭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很有用的。在调查中，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冒着大雨，走几十里的山路，到高坦的叫湾团的一个地方去，行前“雷声轰鸣，长空白光闪，倾盆大雨从天降。”，我还是毅然地 “岂管风吹雨打，冒雨顶风出发”。在调查中还碰了许多钉子，但我丝毫没有退缩，终于取到了旁证。当时，我和老黄都不是党员，还商讨确定了这个生产队的建党发展对象，向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提出建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主要是组织生产队的学习，当时全国已经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我们以青年人为重点开展学习。我托人从城里买了一些《故事会》之类的杂志，通过给青年讲故事，教唱歌曲，积极开展青年群众的工作。生产队没有黑板，我们自己动手做了几块小的黑板，没有黑漆，居然因陋就简用墨汁代替，在上面也可以书写毛主席语录。在我们的努力下，这个偏僻山区的小村庄也充满了生气与活力。为了办一个文化室，为这里留下一个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我们和青年们商议发动大家出力，于是决定上山砍柴筹钱。青年们热情很高，很快抽时间到山上砍了不少柴火，定了一个天好的日子，我们一齐跳着柴担到高坦镇上去卖。那天，我跟着一众青年人，我挑着八十斤重的柴担，虽比不上他们，对我来说分量已经不轻，因为还要走好几里地的崎岖山路。走到半路，担子压弯了腰，人感到很疲乏，仍坚持跟上。因为，我知道一个勇于锻炼自己的人，才能成钢，懦夫只能眼看着别人高飞，而自己望尘莫及。我们这里的青年工作做得还是较好的。在运动后期，因为小岭队的村子大，情况更复杂，光地主分子就有4个，社教的工作量大。工作队把我抽到那里协助庄宝林同学和老郑他们一起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兼管新桥队的工作。在小岭村，我参与了对地主分子的审查以及开展青年工作，也参加小岭村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