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铎，辨证录，消渴门，膏粱之人，肾水素乏

消渴之病，大渴恣饮，一饮数十碗，始觉胃中少快，否则胸中嘈杂如虫上钻，易于饥饿，得食渴减，不食渴尤甚，人以为中消之病也，谁知是胃消之病乎。胃消之病，大约成于膏粱之人者居多。燔熬烹炙之物，肥甘醇浓之味，过于贪饕，酿成内热，津液干涸，不得不求济于外水，水入胃中，不能游溢精气，上输于肺，而肺又因胃火之炽，不能通调水道，于是合内外之水建瓴而下，饮一溲二，不但外水难化，且平日素酝，水精竭绝，而尽输于下，较暴注、暴泄为尤甚，此竭泽之火，不尽不止也。使肾水未亏，尚可制火，无如膏粱之人，肾水未有不素乏者也，保火之不烁干足矣，安望肾水之救援乎。内水既不可制，势必求外水之相济，而外水又不可以济也，于是思食以济之。食入胃中，止可解火于须臾，终不能生水于旦夕，不得不仍求水以救渴矣。治法宜少泻其胃中之火，而大补其肾中之水，肾水生而胃火息，肾有水，而关门不开，胃火何从而沸腾哉。方用闭关止渴汤

石膏（五钱） 玄参（二两） 麦冬（二两） 熟地（二两） 青蒿（五钱） 水煎服。二剂而渴减，四剂而食减，十剂消渴尽除，二十剂全愈。

此方少用石膏、青蒿以止胃火，多用玄参、熟地以填肾水，重用麦门冬以益肺气，未尝闭胃之关门也。然而胃火之开，由于肾水之开；肾水之开，由于肾火之动也；而肾火之动，又由于肾水之乏也。今补其肾水，则水旺而肾火无飞动之机，火静而肾水无沸腾之患。肾水既安守于肾宅，而胃火何能独开于胃关哉。此不闭之闭，真神于闭也。

此症用止消汤亦效。

石膏 人参 茯神（各五钱） 玄参（一两） 生地（二两） 知母麦芽谷芽神曲（各三钱） 水煎服。

暴泻病，又名暴注，是指发病突然，以排便次数剧增，泻下急迫为特征的内科急性病证。早在《素问》中已提到针灸治疗“飧泄”。而暴泻的针灸治疗，在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卷三十》中即有记载：“阴陵泉、隐白，主胸中热，暴泄”。金元时期，《儒门事亲》也强调灸水分对本证的良好疗效，刘完素则用灸大椎的方法治疗“寒热水泄”。元明时期《卫生宝鉴》、《世医得效方》、《奇效良方》等记录了葱熨、盐熨、艾熨、外敷等方法的民间验方。现代医学中的急性肠炎、急性食物中毒，及某些肠道过敏所致的急性腹泻均归属于本证范畴。

 

过食膏粱厚味 易生“膏粱之疾”
泉神汤2023-02-26 14:18山东
膏粱即膏脂与粱米，泛指肥甘美味食物。膏粱厚味是指油腻或味道浓厚的食物。成语“膏粱子弟”，比喻富贵人家过惯享乐生活的子弟。明.申斗垣《外科启玄》言：“夫膏粱者，是富贵之家，穿着绫锦，吃的百味珍馐，受用过度，或服金石等药”。长期多食此类食物，不但损伤脾胃，还易发生痰热和疮疡等病证 。
尔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丰衣足食，但由于饮食不节，厚味过食肥甘厚味，脾胃之气壅盛，湿阻脾胃之疾已成为临床多发、常见病。
膏粱之疾
指长期饮食肥甘厚味食物所引起的疾病。《素问.通评虚实论》：“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
因为膏粱厚味在古代属稀缺食物，寻常百姓难以吃到，所以肥胖多见于富贵人家。肥胖的人，如若不知其危害，仍然偏嗜肥甘之物，加上其他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即会引起肥胖病，轻者出现呼吸困难、气急粗满、胸闷胸胀、咳喘，重者还会导致消瘅、仆击、偏枯、痿厥等病证。明代张景岳注释说“消瘅者，三消（上消、中消、下消）之总称，谓内热消中而肌肤消瘦也”，与西医糖尿病后期出现内热消瘦时的病证相似。仆击，明代楼英注释说“其卒然仆倒者，经称为击仆，世又称为卒中风是也”偏枯，指偏瘫，即半身不遂的症状。痿厥，指四肢无力与手足逆冷的病证。气满与发逆，指气急粗满和胸闷气喘的症状。

1、湿热、湿火
《素问·奇病论》云：“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亦云：“湿从内生者。必其人膏粱酒醴过度。或嗜饮茶汤太多。或食生冷瓜果及甜腻之物。……若内生湿邪，多因膏粱酒醴，必患湿热、湿火之症。”
2、恶疮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高（膏）梁（粱）之变，足生大丁（疔）。”如膏粱之变指长期饮食肥甘厚味食物使体内湿热蕴积生毒，好发疔疮痈肿等疾患 。《外科启玄》：“内经云。膏粱之变。足生大疔。受苦持虚是也。疔生之初。亦无定处。头面手足。腰胯腿膝之间。或一二日内必发热。头疼身痛。重则呕吐恶心。其疮疼痒。按之其痛应心者是也。再候看其人口内颊边舌上有赤黑珠子。即是疔也。”
3、湿痰痿
《证治汇补》中“湿痰痿”：“肥盛之人。血气不能运动其痰。致湿痰内停。客于经脉。使腰膝麻痹。四肢痿弱。脉来沉滑。此膏粱酒湿之故。所谓土太过。令人四肢不举是也。”
4、脾热痿软
《症因脉治》说:“脾热痿软之症，唇焦齿燥，口干作渴，肌肉不仁，身重不能转侧，纵缓不能举动……脾热痿软之因，或因水饮不谨，水积热生，或因膏粱积热，湿热伤脾，脾主肌肉，故常不仁，脾主四肢，故常痿软。”
5、疳症
《医学正传》提到幼儿疳症：“病因肥甘所致，故命名曰疳。若夫襁褓中之乳子，与四五岁之孩提，乳哺未息，胃气未全，而谷气尚未充也。父母不能调摄，惟务姑息，舐犊之爱，遂令恣食肥甘，与夫瓜果生冷，及一切烹饪调和之味，朝餐暮食，渐成积滞胶固，以致身热体瘦，面色痿黄，或肚大青筋，虫痛泻利，而诸疳之证作矣。”《陈氏幼科秘诀》：“疳者，干也，脾胃津液干涸而成。又甘也，恣食甘甜，成积生虫。积者，疳之母，有而不治乃成疳候。积久不除，脏虚成疳。又久病后不节饮食，或泻后脾虚，积热布五脏，积湿生虫亦成疳。”《推求师意》五疳：“疳有五，皆以肥美而得之，故曰疳。五脏所受不同，在肝为风疳，在心为惊疳，在脾为食疳，在肺为气疳，在肾为急疳。”
6、饮酒伤脾胃
《卫生宝鉴》谈饮酒：“久饮伤神损寿。……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盖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于四肢也。……今之酝造……尤辛热之余烈也。岂不伤冲和、损精神、涸荣卫、竭天癸、夭人寿者也。故近年中风、虚劳、消狂、疮疡、癖积、衄、藏毒、下血者多有之大。概由朝醉夕醒。耽乐为常而得之也。……凡饮酒之际。切宜慎之戒之也。”
现在，一些渐渐觉醒的人们开始摒弃大鱼大肉，有的开始吃素，有的开始吃粗粮，有的开始吃野菜，实在是天然的回归。肥胖症预防主要可以从管住嘴和迈开腿两方面入手。对于有遗传倾向者，应从娃娃抓起，重点预防肥胖。做到“七八分饱适宜，三素一荤合理，高粱厚味少些，大吃大喝不宜，酒醉肉饱嗜烟禁忌。”


膏粱厚味 足生大丁
黄帝内经:对《内经》中“足生大丁”的注释及研究概况
作者：鲍健欣
关键词：《内经》 “足生大丁” 理论研究
　　摘要：《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高梁之变，足生大丁”是一句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文。历代医家对“足生大丁”的注释，可以反映出医学发展和人们认识疾病的过程。本文仅就其在不同时期的注释及阐发情况等方面加以综述。指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黄帝内经》经过历代医家不断地研习，流传了许多注本。“高梁之变，足生大丁”是《黄帝内经》中的一句原文，出自《素问·生气通天论》。时至今日，人们对“足生大丁”的训释仍存在着不同见解。本文仅就以下主要方面作一综述。
“足生大丁”之“足”的注释情况
在“足生大丁”一词中，对“足”的理解始终有颇多歧义。
“足”即为“脚” 王冰注解：“高，膏也，梁，粱也……膏粱之人，内多滞热，皮厚肉密，故内变为丁矣……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1]认为“足”即“脚”。“足生大丁”即脚上生大丁，但后世对王冰的注解大多持有异议。[2]
“足”训为“饶” 林亿等人补注的《新校正》认为“按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1]，把“足”训释为“饶”，有“足以”之义。明代马莳撰写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中也指出：“足之为言饶也，非手足之足，盖中热既甚，邪热易侵，如持空虚之器以受彼物者矣。”[3]
“足”训为“多” 《小尔雅·广沽》曰：“饶，多也。”继林亿之后，研究《素问》的诸位医家大都以“足”为多之义。[4]如元代滑寿所辑《读素问钞》中注释“足，饶也，多也。”[5]明代张景岳《类经》中：“足，多也。”[6]后世亦多采纳此种观点。
“足”训为“能” 明代吴昆《内经素问吴注》中提出“足，能也。持虚轻也。”[7]认为“足”有“能够”之意。现代郭霭春注“足”亦有“能”之意。[8]
“足”训为“是” 清代小学家俞樾、胡澍从校勘角度加以考证，认为“足”为“是”字之讹。俞氏曰：“王注非也。如是说，则手亦可生，何必足乎？” 胡澍先生亦曰：“林氏驳注'丁生之处，不常于足’，是矣。其云'足生大丁’为'饶生大丁’，辞意鄙俗，殊觉未安。'足’当作'是’字之误也。《荀子·礼论篇》：'不法礼，不是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是礼，谓之有方之士。’今本'是’并讹作'足’。是，犹则也……言'膏梁之变，则生大丁’也。”[9]
“足”训为“可能” 在高等中医院校四版教材《内经选读》中“足”被解释为“可能”的意思。[10]
“足生大丁”之“丁”的注释情况
与“足”不同，在“足生大丁”中对于“丁”的注释比较一致。“丁”字作为病名，逐步演变为一种中医特有的外科病名，即疔。
注本中原文写作“钉”，注文亦训为“钉” 杨上善撰写的《黄帝内经太素》注曰：“膏粱血食之人，汗出见风，其变为病，与布衣不同，多足生大钉肿，膏粱身虚，见湿受病，如持虚器受物，言易得也。”[11]把“丁”训为“钉肿”，而且把所引用的原文也写作“足生大钉”，在字形上与《素问》原文有差异。
注本中原文写作“丁”，注文仍训为“丁” 宋代林亿重广补注王冰的《素问》注中，注文与《素问》原文相同，即都为“丁”字：“……膏粱之人，内多滞热，皮厚肉密，故内变为丁矣。……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新校正云：按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1]元代滑寿编辑的《读素问钞》中也存在同样情况。
注本中原文写作“丁”，注文训为“疔” 时至明代，医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中医外科有了较为明细的分科，疔作为独立病种已经出现。明代及明代以后对《内经》注释的医家，多以“疔”训“丁”，如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中注曰：“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内热，其变饶生大疔。”[3]张景岳《类经》中注：“厚味太过，蓄为内热，其变多生大疔”[6]等。
注本中原文写作“疔”，注文亦训为“疔” 明清是中医外科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于疔疮的研究更趋完善。此时有的《内经》注本把原文中“丁”直接写作“疔”，两者互通不别。如明·李中梓《内经知要》论及“高梁之变，足生大疔”时注曰：“……厚味不节，蓄为灼热，能生大疔”[12]；清·高士宗《素问直解》中所注：“……因膏粱而变病，则足生大疔”[13]清·薛雪《医经原旨》中注：“高梁，即高粱，肥甘也。足，多也，能也，厚味太过，蓄为内热，其变多生大疔。”[14]
注本中原文写作“丁”，注文训为“且”（“疽”) 郭霭春持“丁”似为“且”之讹字的观点。认为是“丁”、“且”古文字形近而致误，丁实为痈疽。并引《扁鹊心书》卷上之“丁”作“疽”，指出“其书虽伪，此点却甚可取”[8]。
后世对于“丁”作为特定病名的阐发
特指“疔疮” 疔疮是中医特有的外科病名，华佗《中藏经·卷中·论五丁状候第四十》将面部的疮疡定名为丁，记述了病机与证候。如“五丁者，皆由喜怒忧思，冲寒冒热，恣饮醇酒，多嗜甘肥，毒鱼酢浆，色欲过度之所为也。蓄其毒邪，浸渍脏腑，久不摅散，始变为疔。……五丁之候，最为巨疾”[15]。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丁疮病诸候》中叙述了丁的证候特点是“动作时突起如丁盖，故谓之丁疮”，列举出十种丁疮的不同形态。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将疔疮分为十三种，对烂丁、蛇眼丁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宋代《普济方》中疔疮的种类分化为十四种，且对红丝疔作了详细描述。[17]元代齐德之《外科精义》中指出其病机为“本因甘肥过度，不慎房酒，以致邪毒蓄结，遂生疔疮”[18]。到了明清时期，《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疔疮》总结了前贤诸论，将疔疮病机概括为火毒蕴结：“盖疔者，如丁钉之状，其形小，其根深，随处可生。由恣食厚味，或中蛇蛊之毒，或中疫死牛、马、猪、羊之毒，或受四时不正疫气，致生是证。夫疔疮者，乃火证也。”[19]
特指“糖尿病足” 林绍志等[20]在理解“足”即“脚”的基础上，认为因营养过剩导致的糖尿病易使患者出现足部的蜂窝组织炎、深部溃疡、坏疽等“大丁”的表现。“高梁之变”的早期阶段“转为消渴”，而“足生大丁”系糖尿病的并发症，即足部上下广泛性坏疽及化脓性感染。[2]
特指“中风病” 张正社[21]认为“大丁”应释为“薄厥”，即“中风病”，其真正的原因是“膏粱厚味”。考《内经》“生气通天论”原文，“高梁之变，足生大丁”之前阐述的是“薄厥”的病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把“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疿。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整段原文连贯起来解读，可得出对“薄厥”一病较为精确而全面的阐述。先指出其病机为五志化火，大怒而血菀于上。然后描述临床表现为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轻则伤筋致肢体不用，重则半身不遂，久病不愈。如果久卧不起，汗出生湿，皮肤就会出现破损、溃烂，难愈之褥疮。
特指“痛风” 徐西中[22]认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反映出了痛风发生发展的病理变化过程。由于饮食结构日趋“贵族化”，现代人痛风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痛风多因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导致局部肿胀、隆起，即可聚为“大丁”。从中医角度分析，膏粱厚味、醇酒浊乳的增多，足以呆滞脾胃，使运化失司，导致浊毒留积关节，积而生热。
张玉萍[23] 认为“足”即是“脚”，王冰注不谬。把中医文献的研究与临床结合，指出痛风的发生除遗传外，必须重视与饮食失节的密切关系。过食膏粱引发痛风性关节之变，导致足生大丁（脚拇趾关节红肿热痛)，受如持虚。表明膏粱厚味能够影响人体的代谢，使足部发生严重损害。
以上种种论述，均以《内经》中“高梁之变，足生大丁”为其理论渊源，《内经》的科学理论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与当今临床丝丝相扣，指导着临床实践。对于经典著作的研习是永无止境的，随着临床上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发展，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经典著作，渗透其中要旨，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