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故事（八二三）丰城会馆

修复后的丰城会馆

丰城会馆在东城区前门外长巷头条胡同53号，始建于清代。有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城内桂山坊人范谦当礼部尚书期间，与给事罗栋、御史蒋汝瑚一起主持重修过一次丰城会馆，那时的地点就在现在的前门长巷下头条，并且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直到解放后被北京市政府将所有会馆公产收归国有为止。

会馆是一个地方土地的延展和乡情的延续。在北京“寸土寸金、居大不易”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是一县一馆，有的地方是几个小县合建一馆，而丰城一县却有三馆一园，在江西的州县里是不多见的，这也是丰城出官多、人心齐、实力雄厚的体现。

丰城会馆是当时进京赶考的丰城书生寄居的处所，面积较大，原分为五个小院。每个院子都是隔开的，但又共用一个大门。从它的规模看，可以想见当年的热闹景象。

据1948年北京市政府登记造册的各省会馆公产调查报告，长巷头条四十号的丰城会馆北起西打磨厂，南止得丰东巷，有大小房间五十三间，占地面积2.089亩；保安寺街1号丰城南馆有房间二十间半，0.713亩；保安寺街11号丰城新馆有房间二十五间半，1.103亩；还有位于四棵树的丰城义园数十亩。从中可以看出，丰城会馆的产业相对江西其他地方来说是十分庞大的。

公私合营时，在这里办了一家粉笔厂。文革开始后，粉笔厂停办了，陆续有不少居民搬进来，慢慢地，院子里的住户就多起来了。院内原有鱼池及石狮一对，为一般会馆所少见，今已无存。

丰城的会馆机构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代，那时丰城人赴京赶考的特别多，需要一个招待所式的机构来搞好后勤保障，以方便初来乍到、连方向都搞不清的同乡举人们安心备考。因为丰城文风很盛，中进士的特别多，因此在京为官和外官任满到吏部候调的也很多，没买到或者没租到房子的官员也需要解决食宿问题，于是会馆就应运而生了。

清代丰城的京官数量和级别虽不如前朝，但来历代乡贤还是持续捐资修建，如顺治年间进士黄叔宏、余配乾，知县杨于廷、熊明遂，康熙时道台丁蕙、吏部员外郎李云会，雍正时知府饶铨、知县杨其谟及在京的商人文华、熊濂、邹烈士，嘉庆时的举人吕新、万光泰等，可以说是一项跨时百年的“爱心接力”，使丰城会馆不但延续了明代的发展势头，还不断扩大规模，会馆产业由前门长巷头条的一处，发展为宣武门外米市胡同保安寺街东口的“丰城新馆”和保安寺街的“丰城南馆”。

丰城南馆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进京谒选的龙岩州知州金世麟捐建，后由丰城籍知县徐文弼、杨其谟、举人丁猷骏重修。

道光初年又由户部主事吕溶、刑部主事万启心独捐纹银五百两、及举人毛辉凤等重修。丰城新馆是同治三年(1864)由县里的报销局和宾兴会出七百两银子，由在京的傅大章出三百两典银购买同乡蔡起凤(廷翰)的产业创建。除了这三处馆舍之外，在明朝宣德年间丰城在京人士就在今崇文区广渠门内安化寺西购置了义园一所，专门有来安葬客死京城无力将灵柩运回家乡的亡故同乡，一直到清代都属于丰城会馆馆产，并立有字据为凭，见毛庆蕃光绪十三年《丰城义园记》碑文拓片，今存国家图书馆。可以说，在北京丰城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会馆代为料理。

可惜在今天的长巷头条五十三号丰城会馆旧址已是物是人非，尽管居住在里面的北京老街坊众口一词，反复证明这里就是丰城会馆。在丰城会馆周围也有不少江西的会馆，只有丰城会馆的匾额很有特色，头门写的是“丰城会馆”，堂门是“日边剑气”，是明朝万历年间丰城知县汤兆京的手笔。众所周知，剑气是丰城特有的典故，而日下、日边都是暗指京城，过去以皇帝为天、为日，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就是日下、日边了，“日边剑气”所以算是比较切题的内容。大门外的对联内容是“龙光射斗，凤阙书升”，则是傅大章写的，傅大章字凤笙，是咸丰十年的进士，丰城津头桥傅家人，在吏部由主事做到了员外郎，对于他这个“专门管官的官”之身份来说，请他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那时在丰城会馆的寓公有不少是做京官的丰城有名的文人，如乾隆朝的袁守定和徐文弼，嘉庆朝的徐士谷，道光朝的万启心，同治朝的徐传冕，光绪朝的毛庆蕃，民国的任传藻等，他们都曾在丰城会馆的馆舍里吟诗作文,可以说为繁荣“宣南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曾多次去丰城，可是北京的丰城会馆还真不知道。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