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故事（六〇七）洪福寺

洪福寺在东城区西兴隆街1号，洪福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在西打磨厂南侧。洪福寺是明代宫廷侍臣贾桂的家庙宗祠，洪福是庙里第一任和尚名。现在已经消失了。

洪福寺又名红佛寺、宏福寺、弘福寺，是明代建立的寺庙，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它的周围有著名的西打磨厂胡同、北翔凤胡同、栾庆胡同和贾家花园胡同，都是商号会馆云集之地。在西兴隆街东口，有一座基督教教堂，教堂北面是正阳门，从西口出去是前门火车站，南口是大栅栏，洪福寺就被包围在一个传统商业区的市民经济海洋中。

关于洪福寺的资料不多，但从董晓萍2006年发表的《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得到了很多介绍。

只知道1931年时，洪福寺有殿宇、住房共四十七间及佛像、家具等物，住持僧人四名。没有任何建筑规模和形式的介绍。

洪福寺地处北京内外城和北京与外省经济交流的枢纽地带，寺庙本身还有不少向外延展的活动。洪福寺借助民国政府批准的铺保政策得以生存，自1917年起，洪福寺住持开始把后院空地租给商号，并引荐商号当本庙的铺保，这就使寺庙与铺保发生了关系，直至1956年，延续了近四十年。

在晚清时，山东籍住持漪真代替了原河北籍住持魁一，挽救了行将衰亡的洪福寺，把“红佛寺”改名为“宏福寺”和“弘福寺”。并愿供养漪真在内住持，永远焚修香火。

长年廉价招租后院空地，铺保则依靠庙内空地盈利。他们在这过程中，不跟民国政府硬顶，而是用心搞好寺庙与铺保的内部关系，然后再共同应付民国政府。

洪福寺几代住持都善于在庙外寻找流动资本运作，提高流动资本的地位和作用。在民国初期和中期，包括抗日战争年代，洪福寺的住持和僧人亲属都受到了铺保的经济接纳和照顾，也保存了寺庙。

在旧北京城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寺庙和铺保是以表面守法和私下不守法相结合的形式运作的。住持要靠寺庙信仰生存，也要懂经营寺庙的方法，还要懂点行业技术，才能应对各种变迁存活。

在寺外，还有胡同内的大香园浴池、福茂粮店和董记修理炉灶作坊三个商号合作。大香园是洪福寺吉隆顺铁匠铺的长年客户，承包该浴池的锅炉维修和取暖设备业务，住持就利用这层关系，到大香园化缘。福茂粮店位于洪福寺胡同的东口，是一家山东人开的粮店，兼营油盐酱醋。抗战时期，山东老板回乡避难，交北京人代理，能宽住持从店中运盐，从北京到张家口出售，再从张家口买米面运回北京，投入粮店生利养庙，这使洪福寺熬过了战争的艰难岁月。洪福寺在董记修理炉灶作坊里也有股份，住持的北京助手和弟弟都入坊做工或做学徒获利。1950年后，住持本人也进入庙内的另一家五金行铺保金亭工业社做学徒。

到1955年，隆长寺内的织布铺保开了15年，这些铺保多为农民出身，四五年或五六年一换，只有和顺兴麻刀铺经沿革保留了26年，但也换了六次名称和经营内容。洪福寺还吸纳铺保的亲属捧房和帮工，整个寺庙像个工厂。洪福寺与内城上层寺庙相比，显得很粗俗，但也活得有滋有味。它视宗教经典为生存义理而非苦修教义，它把寺院当作寄身之地而非普度众生的他乡彼岸，这也使它在清末民初以后动荡的北京城中得到了一席安身之地。

他们还捐助慈善事业，每月助资教会立慈济第八民众学校洋十元，这所学校是前门外一所颇有名气的“百年老校”，现在还在，可是笔者没有查到是哪所学校。洪福寺对它的捐助到1956年为止。

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洪福寺的这套运作系统也就随之结束了。从此住持及其亲属彻底进了铺保，并入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直至跟着铺长和伙友一起改造和退休，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也很坦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不必像内城的上层寺僧一样经历极为痛苦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