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从西客站南广场乘616路公交车到良乡大角，再换乘房38路到达终点站——车厂客运站，历时2个多小时来到了十字寺遗址的山脚下。油漆喷在墙上的大字清楚地指示了方向，不必多说，一直向上走就是了。

今天是9.3大阅兵的前一天，城里到处都戒严，我远离城市，独自来到山里。这里的空气新鲜、气温凉爽、景色迤逦，山是绿的，天是蓝的，远处东方燕化集团工厂的大烟囱依旧冒着火苗，这种现象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恭维。

向上的柏油公路平坦、蜿蜒，由于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所以觉得很远。有的地方坡度还比较大，也感到了吃力。一路上遇到了好几拨下来的人，表明我走的路没有错。

七拐八拐，三四里的路程我大约走了一小时，终于到了。深山里的小卖部热情的欢迎我。植树造林、人人防火的大幅广告牌似乎向我宣示：这里就是十字寺遗址了！

还好，围墙的东侧有一块石牌上面镌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字寺遗址”这是国务院2006年公布、北京市文物局当年立的。石牌的左边还有一个竖立的木牌，上面寥寥三行字做了极为简单的介绍：十字寺建于晋代，原是佛寺，唐代改为景教寺院，早期称为崇圣院。辽代改为佛寺，应历二年（952年）至八年重建。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修，元顺帝赐名十字寺，恢复景教。明清又为佛寺。

寺内仅存的应该就是这棵古银杏树了，高大、粗壮、茂盛，据说三个人都搂不过来。估计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大约和建寺是同年代的，至少它站在这里亲历了寺庙的兴盛和毁灭。

和潭柘寺里的帝王树一样，这也是一颗雄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又给他旁边栽了一棵雌树，显然比它小太多了，年轻的雌树上还挂了银杏果。古老的银杏树也要像国人一样“老牛吃嫩草”？好在它一辈子未娶，晚年少许结些果子也不为过。  

院内还有三块拼接起来的石碑，显然是被人砸坏了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只是无法考证。正中的那块碑头上书：“敕赐十字寺殿辞”。碑文已经难以辨认了。赑屃的头部也被砸掉了，露出颈项中间的一根铁杵。这才让我知道了原来驼石碑的赑屃颈部为了牢靠，还要有铁杵。东面那块石碑是“三盆山崇圣院碑记”：经过仔细辨认，其中一些文字是：……释迦牟尼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上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师祖，三堂两廊橧舍，二楹钟鼓二楼晨昏……”从这些能够辨认的文字中我们了解了当初崇圣院和大雄宝殿的一些情况。断句是我断的，不知道对不对？落款是：大都崇圣院碑记 卢进达书。后面还有一块石碑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赑屃模样清晰，但是碑上的字迹难以辨认。

难道这就是那个历史上曾经得到皇帝赐名的寺庙？

我不甘心，出了院门，沿小路向北方走去，先是看到了院子的后墙，再走，从坡上的荒径步入了十字寺的后院，似乎比前院还要大，只是将近一人高的满园荒草。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据说还有地基露出地面，可是满园荒草的院子里何处寻觅？大概要等到冬天了吧？

我想，既然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既然是皇帝赐名为十字寺，那么寺里的建筑上一定会有十字架，或许在大雄宝殿的前面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尖顶教堂或者是圆顶教堂？或许在大雄宝殿的屋脊正中位置有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如果没有极为明显、高大的十字架，中国皇帝也不会赐名十字寺。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并不知道，但是史书上应该有记载，有详细的记载，甚至是图画。或许不就得将来这里会重新修建一座景教寺庙，也许那时叫做景教教堂也未可知。

中国的“容纳”从这里就可以略知一斑了。融化在汉人里面的两千年前北欧军人、唐朝开始融化在汉人里的犹太人、菲律宾苏禄王的后代……都表明了我们宽广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