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做了调运员，负责粮食调拨的具体工作。管理山区一个等外火车站上粮食管理所的站台和货场。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火车、发汽车，接汽车、发火车。东北的玉米、南方的大米发运到这里，再换成汽车转运到山区；山区粮库的粮食用汽车运到这里，再装上火车运到市内的粮库。除此之外，就是看管这些暂时存放的粮食，别让人偷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尤其是粮食短缺的年代，偷粮食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

火车运粮食可以用篷车和敞车，篷车有铅封，只要铅封完好，发生丢包短件的事故就和铁路没有关系。敞车在雨季有苫布苫盖绑紧，只要苫布苫盖完好，发生丢包短件的事故也和铁路没有关系。《铁路货物运输管理规则》就是这么规定的。

可是，在那时到站的整车包装粮食还是经常发生丢失的现象，这些事故大多和铁路运输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我的前任虽然人很聪明，但是没有文化，每次都是自认倒霉，当然是单位倒霉啦。我上任后，除了认真执行北京市粮食局《关于粮食调拨的管理规定》外，还熟记北京铁路局印发的《铁路货物运输管理规则》，严格执行。这样，我们和铁路的纠纷就少不了。即便是我们有理，铁路有责，赔偿也很困难。按照铁路规定，铁路承担责任的事故，我们必须在180天内索赔归案，逾期不赔。大概北京市粮食局早就知道这点了，粮食局的规定更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在90天内索赔归案。

铁路上有专门的事故处、事故科、事故员，他们熟悉铁路的制度，对付我们这样的索赔者易如反掌，然而每一次我都在限期内追索到账了。这让他们很不高兴。于是就想出办法治一治我们：凡是我们发出的货车无论是篷车还是敞车，都必须派人押运。押运还不解气，更唆使火车司机拉着我们先上山，再下山，钻山洞、放黑烟，熏我们。等火车一出山洞我们满脸都是黑色的，他们大概十分高兴。即使这样我们也无计可施。

按照规定，押运要有押运证。那时可能他们也嫌麻烦，我们一直没有。但是铁路必须逐级上报，哪节货车有押运员。

第一次押运就是我，押的是60吨篷车。那是一个夏天，在车站装车的时候，我回家准备去了。带上了十来个糖三角、一个塑料水壶的水，又带上了一台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再拿上雨衣就上了火车。装满了1500包稻谷就差不多快到顶棚了，我在里面根本不能站起来。太阳把铁顶棚晒得很烫，整个车厢闷热，打开两边的小窗户也不管用。关键是列车停的时候很多，走的时候很少，要不断的编组。一停少说几个小时，多则一两天。铁路上说：你这是粮食，没有危险，找一个闲道岔子停着吧，要是在“文革”时，停个十天半月的也不新鲜。坏了也不是我们的事。要是炸药，哪个站都会让你先走的。谁不怕在自己的站上爆炸？

我只好呆在车里静静等候。车厢里热得我浑身冒汗，站在车门口也没有风。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它接收的电波没有铁路上发出的电波强。看看外面其他的押运员，倒是别有一番情趣。有押运冷藏汽车的，那个人站在冷藏车里，用一盆水擦洗身子，真让我羡慕不已，看着、看着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有押运西瓜的，还是个女人。敞篷车上支起一个床，她就呆在上面、晒在上面。西瓜上不能站人，怕踩坏了。她还带了一只马桶，方便时，穿上雨衣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比比她我还算好的。有押运人民币的，一个班的战士在一个60吨的篷车里，人人手持冲锋枪，守卫着不大的一个木头箱子。还有带小孩押运的，那时候能上一趟北京也不是容易事，有了机会，当妈妈的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可是也不少受罪。

我押运的货车行驶的路途并不远，只是从房山县坨里到永定门粮库、大红门粮库，如果步行十几个小时也到了。可是这趟火车一般要走三天三夜！这么长的时间里人是要吃喝拉撒的，饿了就吃带来的糖三角，渴了喝水，可是得省着喝，喝完了不好打去。糖三角吃完了就得饿着，不过还好忍。小便很好办，无论是站在车上，还是下来都行，如果是押运敞车，千万别尿在粮食上，那太缺德了。大便也不难，要是敞车有苫布苫盖，就在苫布上铺张报纸，大便后包起来扔下去就行了。或者当火车不走时，就在你押运的那节车上下来方便。千万不能走远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呀。铁路货场、编组站没有女人，不怕。在编组站经常听到大喇叭里传来铁路人员彼此间毫不避人的荤话，他们好像很以此为荣。

到了晚上，蚊子都来叮我。穿上雨衣又热，不穿就得挨咬，躲又没处躲，藏也没处藏。简直没法办，只能忍受。谁让你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吃的就是这碗饭呢！

头两天已经把带来的糖三角吃完了，第三天就饿了一天。下午到了永定门粮库，一下车粮库的接车人就问：您是先洗澡还是先吃饭？他们都知道：这是押运人员迫切需要的两件事情。我还是先洗了澡。在粮库昏暗的招待所里，我如同大病一场似得整整睡了一天。

其实，根据铁路的规章制度，押运员是可以到各个车站的食堂就餐的，但是必须用全国粮票，而且食堂也不一定就在列车附近。所以我从来不去食堂吃饭。我听一位和我一样的粮食押运员说，一次他押运的敞车路途中遇到下雨，他也没有带雨衣，浑身都湿透了，冻得发抖。到了站，下车去站外用茶缸子买了四两白酒、半斤猪头肉。刚一进站就看见火车开了，急的他拼命地追赶。缸子也扔了、猪头肉也掉了，还好抓住了最后一节车，爬上去一看是煤车，那也得上啊。天上还在下雨，他也只能在煤里呆着。再到站下车，回到自己的车上时，他成了煤球了，酒没喝上、肉没吃上，浑身上下都是煤！就连随身携带的货车运输单（俗称铁路大票）都成了黑色的了。

那时丰台西站据说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编组站了，从一场到三场有十几里地呢。一次冬天很冷，我的车恰好停在铁道的道心小屋旁，我就下了车进屋暖和暖和。还和列车检验所的人聊起了天。正说的好好地，突然看见我的车开始走了，急的我什么都顾不上了，赶忙跑出门外，追上列车，一把抓住铁梯子，三下两下爬了上去。列车通过高坡溜放、铁鞋制动，到了三场。这时我才发现新买的羊皮手套忘在道心小屋里了。那可是我十多天的工资呀，舍不得！必须找回来。我看准了坐标：这里左右是38股道的第6道，前后是第三个灯桥。记住了！以防回来时找不着自己的车。好了，赶紧往回走。我走了大约有十来里路，又回到那个道心小屋时，原来的那位列检员不在，等了一会又进来另一位，听我说明来意，就拿出了我的手套交给我了。还说，刚才的人说，他已经告诉了你他的姓名，如果你不傻的话，即使今天不回来，也会找到他的。吓死我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爱臭美年轻人旳一副崭新的皮手套是多么重要。道谢后，我赶紧往回赶。又走了十来里路，找到了我的车。爬上去，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开了。真悬呀！算是有惊无险吧。

永定门粮库还有个招待所，虽说又小又破。大红门粮库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晚上到了那里，只能睡在保管组的办公室里，空闲的单人床板上，摆满了老鼠夹子，还的我自己收拾。再拿出客被和黢黑的枕头来，蜷缩在那里忍一宿。有时候，还要帮助他们接火车。

记得一次已经是10月底了，大红门粮库半夜里来了几节南方的火车，押运的那位小伙子只穿了单衣单裤，下车来冻得都不会说话了。我们搀着他走了半天。粮库的人说这还是好的，这个时候去东北的押运人员冻死的也不新鲜。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知道此时我国北方已经进入滴水成冰的季节了，虽说都是冬天和南方可是大不一样的。

冬季押运是不能带水的。带了水也喝不了，都冻上了。只能带苹果，虽然也是冻，但是咬得动。冬天我们会穿上羊皮大衣、带上狗皮帽子、穿上大头鞋，再用一件皮大衣盖住脚。就不冷了。冬天敞篷车也不用加盖苫布，我们会在麻袋中间留出一个坑来，以避风寒。有三包稻谷深、两包稻谷长，就可以了。不能太深，必须露出肩膀来，以防列车在挂钩时猛烈的撞击会把麻袋撞倒，压在人身上。两三包稻谷二百多斤，一个人还能挣扎得起来。再多了就不好办了。听永定门粮库的人说，他们曾经在一次接车时找不到押运员，以为他漏乘了。谁知道卸车中，露出两只脚来！原来麻袋倒了，没人救助，压死了。

冬季押运也有好处，经常进行冬季押运的人，整个冬季都不会感冒。因为你经常在冬季露天睡觉，已经习惯了寒冷了。我就曾经受益过。

押运的最好时光是春天和秋天。气温不冷不热，也没有蚊子的叮咬，带上一件棉大衣足够了。下午躺在粮食上面尽情地享受着和煦的阳光，晚上在车上还能饱览城市的夜景，虽然那时还不够灯火辉煌，可是点点灯火既照亮了北京的夜空，也有一股冲动，让我向往着未来美好的生活。我想到押运的路程虽然不远，但是脚下的铁轨却连着祖国的四面八方、天南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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