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里面常有儿化音，所以，凡是北京人都把厂甸说成“厂甸儿”。

厂甸儿的庙会和北京其他地方的庙会很不一样，平常的日子里没有，一年里只是在春节时才有一次。清代太沈、太侔在《东华锁录》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琉璃厂厂甸，每岁正月自元旦至元宵，例有会市，一岁之中仅此数日，故游人之繁，远胜各处庙会……。”厂甸庙会是北京老百姓心中的庙会，老北京人，尤其是孩子，不去逛逛厂甸就等于没有过年。所以，过去有竹枝词说是：“京都市庙知多少，热闹开春第一场。”在春节的各个庙会中，它从来都是头一位的。

说到厂甸儿，就不能不说说大糖葫芦。厂甸儿的大糖葫芦可是北京的一绝，这种大糖葫芦不仅全国各地没有卖的，就是北京的厂甸儿不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卖的。正因为它是厂甸儿独有的，所以它就成了厂甸儿的特征、厂甸儿的标志。说起厂甸儿就很自然的让人想起大糖葫芦，说起大糖葫芦又让人很自然的回到了厂甸儿那人头攒动的意境中。那时，春节期间，您在北京的大街上凡是看见举着大糖葫芦的人，不用问一准儿是刚从厂甸儿回来的！旧时，北京的童谣里面也留有“正月初一逛厂甸，糖葫芦好大串”的记载。

肖复兴先生说：“过年，逛庙会，图的就是人多，人多才热闹。没有人挤人，如老舍先生形容的把鞋都挤掉不少，还叫过年吗？如果人挤人，人的手里再举着一串足有两米来长的大长糖葫芦，糖葫芦顶上再粘着一面小彩旗，那过年的气氛就叫足实了。起码，对于我是这样。那时候，逛厂甸，我最渴望的就是举着这样一串大糖葫芦回家。厂甸，就是那时北京人过年的一幅最醒目的年画。”

厂甸儿独有的大糖葫芦和平常时候的普通糖葫芦大不一样，它可不是用那不到一尺长的细竹签儿，串上七八个山里红，再蘸上熬化了的白糖做成的。第一，它特别长，有三尺、四尺、六尺等大小不同的尺寸，当然价钱也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光那上面精选的大个儿山里红就有好几十个；第二，它不是用细竹签儿串的，而是用荆条串起来的；第三，它不是用熬化了的白糖作的，而是用饴糖作的。饴糖俗称糖稀，也叫小糖子。其中还有一些沾上少许芝麻的，据说也有用白蜜做的，但都为数不多。平常北京的糖葫芦常常被称为冰糖葫芦，其实就是白糖，哪儿有真用冰糖做的，不过是生意人常用的一种夸张或者比喻的说法而已，就像卖冻柿子的都吆喝：“喝了蜜”，卖水萝卜的都吆喝“赛过梨”一样；第四，它的制作方法不是拿它滚着蘸糖稀，而是往上刷；第五，作好了之后还要在最头起的地方粘上一面用彩纸做的三角小旗子，有粉色的、绿色的，显得非常漂亮。由于这种大糖葫芦非常显眼，又具有厂甸的特色，别的地方都不卖这种大糖葫芦，所以不少逛厂甸儿的人都会买上一串，尤其是那些带孩子的大人架不住一个劲儿的央求就更得买了，带回家全家人一起吃，这其中也暗含着阖家团圆的意思，也是合谐、和睦的象征。 
    虽然这些年又恢复了厂甸儿，但是我一直没有看见厂甸儿的大糖葫芦。您还别说，前两年我再去厂甸儿，还真看见了，可惜的是它竟然没有刷糖稀，只是一大串儿山里红！我挺纳闷儿，问那小伙子，怎么没糖？他回答得也实在：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锅。这可是真叫我哭笑不得！好家伙，那要真是用大锅蘸白糖，杀猪的二十四印大锅也不行啊！那得熬多少糖啊？这不就显得怯勺了吗？

也难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可真是既没吃过，也没看见过，最多也就只是听老人说叨过。虽然北京的老人都知道厂甸儿有大糖葫芦，可是要问它是怎么做的，保不齐就不知道了。串好了那么长的一大串山里红不是蘸糖，也没法蘸，而是用刷子蘸上糖稀，一下、一下地往上刷，春节时北京还是天寒地冻，刚刷上就冻住了，所以大糖葫芦上的糖稀不是像平常那样透明，而是颜色发白，明显的看出“刷”的痕迹，尤其是两个山里红之间凹进去的部位往往都是刷不到的，正是快到这儿的地方就出现了一小绺儿、一小绺儿的糖稀痕迹。这就是往上“刷”和在锅里“蘸”的区别。热锅里蘸出来的糖葫芦山里红上裹的糖均匀，糖的颜色也透亮；而这刷出来的大糖葫芦颜色冻白，再配上彩色小旗儿甭提多惹人眼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的介绍，就是不想让这大糖葫芦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失传了，当然更希望在明年的厂甸儿庙会上能够重新看见已经断档了好些年的大糖葫芦，因为它是厂甸儿的标志，缺了它就不像是厂甸儿了，缺了它厂甸儿也就和其他庙会没有区别了。只是非常可惜，我找不到大糖葫芦的图片，尤其是那插着小彩旗的大糖葫芦的图片，无法直观的展示给大家。

北京是原来的北京人和新来的北京人共同的北京，是老北京人和年轻的北京人共同的北京，所以，老北京人有责任把那些大家不太清楚的东西、事情说出来，记录下来，让北京的民俗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