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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孔子晚年好《易》,但孔子到底是何时开始见到《易》,何时对《易》有兴趣,其中的因由、起点、过程、成果等等细节情况,古籍少有记载。
据《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第七)
《易纬·乾坤凿度》卷下说: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汉书·儒林传》亦谓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东汉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也说:“夫子庶圣雄,《十翼》以辅之”。
据《抱朴子·祛惑》载:“有古强者云:孔子尝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
以上各条,有两条语意类似。一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是“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有人将孔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解读为发愿之语,认为《周易·乾坤凿度》的记事语气不可信,应以《论语》的假设语气为准,推断孔子说这句话的年龄在四十六岁左右。其一,这个判断明显不符合孔子的性格。孔子终身以不说谎自律,不可能会在五十岁之前发愿,说自己只要学上那么几年的《易》就能够大成。其二,这个判断过于看轻了学习《易》的艰辛。博学以孔子,也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易》只要学那么几年就会有收获的话,因为这是赤裸裸的自欺欺人。
就《史记》这条记载的可信度来说,由于《论语》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历史上对其內容的真实性基本是肯定的,司马迁的记载与《论语》类似,这可以增加其可信度。同时,汉儒治学崇尚师法、家传,司马迁有传《易》的家学,他的父亲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史记·自序》)据《汉书·儒林传》载孔子授《易》于商瞿,六传到汉初的田何,田何授王同,王同授杨何,所以司马谈是儒家《易》的第九代传人。司马迁知道孔子说的这句话,是有其传承的。此外,“韦编三绝”得到的印证比较多,也增加了司马迁这条记载的真实性。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和“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应该是不同的弟子对孔子的同一段话的不同记录。“无大过”也好、“彬彬”也好,都是孔子在学《易》取得一定成效之后临近突破之前的感叹。因此只可能在“韦编三绝”之后,不可能在学《易》之初,毕竟《易》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一般来说,所谓“数年”,至少三年至多九年。按照孔子自称的“五十”岁起算,加上“数年”,就是在五十三岁到五十九岁之间。不过这个跨度还是太大,无从推断孔子开始学《易》具体是什么时间。
我们从孔子五十岁开始的历史记载查起。孔子接近五十岁的那几年,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家臣阳货囚桓子,季氏亦僭于鲁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在鲁国办私学,而且影响还非常大。五十岁时,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孔子,孔子欲往而未成行。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开始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计划“堕三都”,负责实施的是孔子的弟子、时任季氏宰的子路,但受挫。不久, 齐人馈女乐鲁定公和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报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背井离乡、周游列国,开始了为期十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涯。是年孔子五十五岁。
根据以上记载,孔子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在做官。做官与学《易》是很难兼得的,从外在环境这个环节上看,孔子五十五岁以前没有学《易》应该是可信的。
我们继续:孔子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受监视,担心获罪,将逸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返卫。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卫灵公怠於政,终不用孔子。后卫国内乱,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孔子五十九岁,离卫经曹至宋。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说过:“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孔子很在意他在宋得到“坤乾”这件事,说明“坤乾”对他有特殊的意义,这应当就是他学《易》的开端。至少在前述的古籍记载中,当且仅当这个结论。
因此,孔子的原意是:只要将他学《易》的起点提前到五十岁,也就是增加约九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彬彬”、“无大过”的境界。孔子为什么这么说?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明确孔子是什么时候、什么环境说的这段话。
因宋司马桓魁要杀孔子,孔子被迫乔装潜行,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时年六十岁。孔子“居陈三岁”、“迁于蔡三岁” ,多次往返奔波于陈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欲用孔子,但孔子返卫后虽受“养贤”的礼遇,却并未受到重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时年六十八岁,得弟子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时年七十三岁。
按照古籍记载,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有过这样的总结:“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无所逆於心矣。”这样看来,孔子七十岁的时候应该已经学《易》大成了,七十岁才是孔子自认为“无大过”、“于易彬彬”的时候,以前不是。
孔子为什么希望自己提前学《易》?很显然,孔子在纠结一件事,假想自己避免在某一个时间点做出不正确选择的可能。我推测这个时间点就是指孔子得到《坤乾》的时候。如果是从五十岁学起,加上九年恰好五十九岁,正是孔子得到《坤乾》的时间。而孔子得到《坤乾》开始学《易》,满九年恰好是六十八岁。所以当时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孔子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从身体到心理都彻底安顿下来以后,对众多弟子说,(我平生最得意的事——这是孔子的心里话,嘴上不可能说出来的)我想研究殷朝的核心价值观,专门到宋国去找,结果什么也发现不了,白跑一趟,好在我得到了《坤乾》,总算不虚此行。(我平生最后悔的事——还是只在心里说说的)如果多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就开始学《易》的话,我就可以避免出现大的失误了,我就可以在《易》的视野上看起来从容不迫、收放自如了。孔子实际上是在后悔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得到《坤乾》以后没有立即静下心来学《易》,另一个是将时间都浪费在奔波求官穷折腾上了。当然这不代表孔子认为做官不好,而是在《易》的视野上做官不能“彬彬”,不能从容不迫、收放自如。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孔子在检讨自己的价值观,自觉地追求“于《易》彬彬”的境界。如此看来,孔子回到鲁国之后“亦不求仕”并非偶然。
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