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文人多恃才傲物、蔑视权贵。这一基于自我中心的不良心理或人格缺陷每为我们作为优美精神来褒扬。恃才就是自大，之所以自大必是因为自卑。而蔑视权贵的先期行为，一定是阿谀权贵。

　　我的本领非常大，这是自己的感觉，要把这种感觉证明给别人看，就需要把自己变成权贵，“出人头地”。所以如李白的《上韩荆州书》，“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简直把韩朝宗捧上了天，他到处寻找门路，一再地巴结权贵。目的无非乞请提携，使我“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一旦应召入京，何等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京中，“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不仅没有蔑视权贵的意思，显然是以跻身权贵为荣而蔑视卑贱了。直到京城混不下去了，才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权贵是贪官，祸害了天下苍生才蔑视之，而是因为它“使我不得开心颜”而蔑视之。所以说，凡是蔑视权贵的话发得最狠的人，阿谀权贵的话也一定说得最肉麻。

　　另一个蔑视权贵的典型文人是徐渭。但是这种蔑视，同样表现于他失意之后，而不是得意之时和发达之前。发达之前，他致力于追逐“白马银鞍”，在科场上屡败屡战。20岁时不惜屈膝卑怜上书浙江学政副使，得以破格中举。得意之时，在胡宗宪幕府为天下共识的权奸严嵩80岁撰祝寿文，谀为“施泽积德”的“一代伟人”。失意后，蔑视李春芳、张元忭、刘县令、徐阶，而这4人，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奸臣。当然，对于他的或阿谀、或蔑视，我们都不能想得太坏，他既不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利益去阿谀清官、蔑视贪官，也不是为了祸害天下苍生去阿谀贪官、蔑视清官，而完全是为了个人“白马银鞍”的价值，不管这个权贵是清官还是贪官，有益于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则阿谀之，妨害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则蔑视之。

　　士人对权贵的态度则相反。以天下苍生的利益为出发点，他既尊重权贵，又不畏权贵，自谦而自信。苏辙的《上韩太尉书》，与李白的《上韩荆州书》恰可作为对比。苏轼对王安石、司马光是何等的尊重，但当王安石实行变法，苏轼认为新法有害于天下苍生，便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当司马光尽废新法，他又认为大有不妥，再次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坚决反对。

　　“学而优则仕”，士人当然也希望跻身权贵阶层，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实施“兼济天下”的理想，而不是个人的“白马银鞍”、“扬眉吐气”。所以，从他们对权贵或尊重、或不畏的态度，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而绝不是自我的利益感。恰恰相反，他们不惜为此而牺牲自我的利益。我们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恐惧再拜”，何等尊重。而于宪宗之惑，皇甫鎛、李逢吉之谤，则“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何等不畏！盖其所求，没有一点私心，全在天下的利益。

　　自卑的心理源于个人欲望的强大，而早年的社会背景或家庭贫贱，或父母离异，给他这一欲望造成巨大创伤，急于摆脱这样的地位，脱贫致富，出人头地。不择手段地阿谀权贵，未能如愿之后便反转为自大，恃才傲物，以贫骄人，蔑视权贵。自谦的心理源于个人责任的重大，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深知通过努力可以做官为民作主，所以对权贵持尊重的态度。而当有权贵不为民作主，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则必不畏权贵，与之抗争。所以，一者出发点完全在能否“使我开心颜”，一者出发点全在能否利国利民。

　　文人的蔑视权贵和士人的不畏权贵，貌似相同，实质完全相异；就像“反抗社会”与“反抗社会黑暗”，尤其当“反抗”的“社会”恰好是一个黑暗的社会，二者貌似相同，实质完全相异。但我们往往把它们混作了一谈。同时，对于士人的尊重权贵和文人的阿谀权贵，又往往视而不见，见而避谈。大量事实证明，士人尊重权贵，是因为他有学养，懂得上下尊卑长幼的礼仪，所以非义所关，必不以下犯上；一旦事关大义，则一定不畏权贵。而文人蔑视权贵，是因为他自恃才情，不懂上下尊卑长幼的礼仪，所以非义所关，常以下犯上；事关大义，则不惜屈膝卑躬地阿谀权贵。

徐华志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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