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名画可以质疑，不可一笔抹杀

----兼与陈先生商榷之三

撰文：王菊如

历史（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同范畴的事物不能相提并论。鉴画赏（评）画也如此。

中国流行过这样一种传统，即以历史(生活)真实,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优劣，现在，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尽拿些历史(生活) 的普遍现象，来鉴定《步辇图》的真膺，可能是一种进步，但把握得恰当，却不是那么容易。

以历史知识来鉴赏古代书画，历史上不乏先例，以宋代为例，就有把两个韩文公混为一人的絵画趣闻。此事就曾有人指责绘画，但往往弄错了对象的例子，如把韩熙载形象充当韩愈，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退之肥而寡髯。”这是因为读书不深，造成两个韩文公彼此混淆。这是品鉴、识画者的差错。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也提到当时人画唐十八学士，而没把前后十八学士分清楚的：“唐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如玄龄，如晦，恩廉，志宁，世长，褚亮，薛收，颖达，文达，徳明，文敬。开元以无量行冲，韦坚，张说，之辈为学士，见《艺文志》，盖唐有两个十八学士，画家不辨”，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的笑话。

从以上述角度批评阎立本的例子也有。

如清人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二，“阎立本画昭君图，妇女有著帷帽者，帷帽起于隋代，非汉宫所作。”关于昭君，还有“画其自把琵琶于马上者”，杭世骏认为也是不对的。宋·王懋据《野客丛书》载：傅玄琵琶赋序曰：故老言汉送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马上奏之”;石崇《明君词》亦曰，匈奴请婚于汉，元帝以汉家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则知弹琵琶者乃从行之人，非行者自弹也。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以至后来（黄）鲁直、(苏)东坡皆相沿为误也。

早在宋代，以写实角度批评阎立本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载：唐代宗朝，令宫人侍左右者穿红锦靿靴。凡在经營，所宣详辨。至如阎立本图昭君妃虏，载帷帽以居靴；王知慎画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马，殊不知帷帽创制于隋代，轩车废自唐朝，虽勿害为名踪，亦丹青之病耳。

郭若虚先生还较为客观，並不一棍打死，故言：“勿害为名踪”，“名踪者”，绘画巨制也。巨制而存小疵，允许存在。而今天陈先生则容忍不得，力贬之为劣品矣，似欠公允，也不是历史唯物史观。

前人以器物，服制，典章来批评阎立本，仅是在学理角度，但没有极端否定他的绘画作品的程度。

当然，以器物，服制，典章来严格要求绘画的“逼真”， 有其合理的方面，但真正要求艺术（绘画）作品件件细节，都得从历史真实出发，恐怕也失之偏颇，这样无非也取消了艺术。

如绘画，为立意的需要，既可以对历史真实剪裁，还可以进行二度创作，不必拘呢于某种历史真实(细节)。郭沫若就历史剧创作，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科学，要实事求是；历史戏剧，要失事求是。可谓精辟，绘画可能也应如此。

但如果站在另一角度，综合宋人及前人的评论，也反映了阎立本是个有创造性的大画家。所以並不拘泥于某些细节。

陈先生在《名画说疑》中，极其强调用细碎的所谓史实来衡量、鉴定《步辇图》；针对自己呢，却网开一面，可以不顾历史事实，任意否定《步辇图》。

首先，让我们具体看一看，陈先生在《名画说疑》中是怎样“輦”“與”不分（参见《步辇图》中唐太宗坐的是什么？----兼与陈商榷之二）而犯历史知识性错误的？

1、以“輿”代“辇”：该《名画说疑》书第26页，“《步辇图》所绘之輿，简陋如下：……按：先是指辇说輿。接着从纹饰、部件、結构、與柄等四个方面否定《步辇图》之辇，完全站在舆的角度，以輿否辇。完全文(“輿”)不对题(“辇”)，此不像是记录者整理者的失误，而是陈先生指鹿为马、缺乏严谨的鉴定思路，如若不信，再看下例。

2、该书第25页，陈先生以《历代帝王图》中的陈宣帝“腰輿”类比《步辇图》之“辇”，把两种没有关联的不同事物简单类比，自然有些混淆视听，不伦不类。

由于陈先生“輦”“輿”不分,她还自设障碍陷入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帝王用的輿，没有轮子，是用手抬，挽輿者颈上不需要用芸套绳”。“輿有四条腿，不会歪倒下来。”所有那些关于“腰輿”的论证，不仅与《步辇图》之“辇”无关，而且这样的论证方法，自然也就没有令人信服的力量。附带说明的，陈先生在文中认为独轮车“套绳索是为了保持平衡，防止车子左右滑倒”（P.44），这也是不对的，独轮车套带，主要是承重，以减轻两臂受力，而平衡是两臂在行(推)进中左右操纵，如今踏自行车，车歪向右，把龙头转向右；车歪向左，把龙头转向左。以调整平衡，不使跌倒。这种小知识，不能想当然。在论证“輦”的主题时，就没必要再延伸展开了，知识不够效果反而露拙。

像这些知其一，不知其二，或以偏代全的论证，在《名画说疑》中俯拾即是。再例如，关于唐王太宗的衣着问题，陈先生一口断定《步辇图》中唐太宗身著便服(笔者注:应称“常服”，“便服”之说是现代语，缺乏历史语言感)是不合历史史实的。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很开明而又不拘礼教的明皇。据《旧唐书·舆服》載，“太宗又制翼善冠，朔望视朝，以常服及帛练裙襦通著之。若服裤褶，又与平巾帻通用，著于令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便于戎事。”《旧唐书》第1187页)，

由此可见唐太宗，即便在正殿“视朝”，或混着或著常服，也是常有的事，何况在内宫、在“鸿胪寺”。陈先生关于便（常）服的驳论（P.27），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不过这个关于唐代服制的议题，作为专论，我们会另文再展开得充分些。

（未完待续，下章讨论：《历代帝王图》难证《步辇图》之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