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宪”的另类解读-赵葆珉

“日本修宪”，或者说，日本突破“战后的和平机制安排”，一直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中的一座山，似乎不可逾越。

“日本修宪”，脱离战后管制，在中国学圈，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高度敏感的话题。

中国学圈与民间形成的舆论共识是，坚决反对，没得讨论，这是政治正确，不能触碰。

小有违逆，或有些微异议，那就是立场问题，是杀人诛心的问题。

这一执念，源于近代百年几近灭国的惨痛经历。

日本曾是我最残暴的邻国之一，几乎使我泱泱大国亡国灭种。

与日本比邻而居的历史教训是：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强邻即强敌，落后就要挨打，应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提防这个弹丸岛国。

这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已经渗透进我们的基因里。

中国的崛起，可以让这一历史教训退隐到历史中。

中国的崛起，不是真空中的游戏。

中国绵延百年的寻求国家生存与复兴的伟大长征，是在强邻环视的丛林世界中进行的，也是在与东西方列强的反复较量中完成的。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突破了东西方列强的围追堵截，也在这场马拉松式的生存斗争完成了对东西方列强的逆袭。

历经新中国的艰难建国，与40年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一个崛起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央。

这一事实至少意味着，国家生存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性成就，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荣耀属于亿万自强不息的华夏民众。

这样的历史性时刻，与国家力量崛起相伴的观念，也必须随之跟进。

我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病夫，国家也不再在生存的死亡线上挣扎。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在规划中国的前进方向时，我们必须超越国家生存的底线目标，这一国家目标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完美地解决了。

瞩目于寻求发展，寻求驾驭这个丛林世界，塑造有利于我们的长久秩序，应该成为我们新的国家目标。

需要摆脱历史的创伤，需要重铸国魂，拥抱这一无与伦比的力量赋予我们的地位和角色。

站在力量的巅峰，以强者的心态俯视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并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应该成为我们新的角色。

中国的崛起，必须伴随着脱胎换骨的精神变迁，必须自觉地领受这一天命：

命运在我掌中，大地在我脚下。

昔日的列强被驯服了，变得文明了，变得守规矩了，而我们不再弱不禁风。

被历史的心魔所拘禁，继续将自己限定在弱者的心态上，会让我们丧失自身力量的自觉。

这一心态的转换，首先适用于中日关系。

在中日力量消长的背景下，对日民意与舆论更加理性和开放，这是背景中澎湃的力量带来的觉醒。

中日和解使两国摆脱了情感的对抗。

可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客观地看待中日关系，看待日本这个爱恨交织的邻邦，看待彼此的历史宿怨与未来的前景。

是时候了，可以直面中日之间的一切问题，不回避，不畏缩，包括“日本修宪”，日本“摆脱战后管制”，或日本向“正常国家回归”。

可以开始讨论涉及战后日本和平机制的一切问题，将所有的选项，包括曾经弃持的选项，都摆上桌面。

可以更为大胆一些，而不被戳脊梁骨，或被误解。

回归本源，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和平机制安排，是美式的，以“和平宪法”与“驻日美军”为核心。

战后日本的和平机制的实施，也是由美国操盘的，基于美军占领的事实。

美国实施的和平机制安排，基于美国在东方的殖民战略考量，出乎一家之私，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与排他性。

中国与更为广泛的东亚国家的利益都不在其中，当然，日本的利益也不在其中。

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机制安排，是对上一次战争策源地的惩罚，出乎仇恨与上一次战争的惯性。

确切地说，这一和平机制安排，也只能是一种权宜安排。

而没有瞩目于万世太平，或着眼于东亚民族的永久和解。

这一宪法的偏执，是与生俱来的。

这一宪法的本质，追求绝对的和平，通过解除日本的武装，对日本实施管制，而永绝后患。

一个外来的殖民势力，将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永远阉割了，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更不能持久。

揆诸世界历史，这一和平机制安排的战略考量，从来没有得逞过，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患。

美国对日本的战后和平机制安排，源于上一次战争，着眼于战争，在至极意义上，也只是收拾战后残局的权宜之计。

它不是瞩目于和平，持久的和平，有尊严的和平，不是瞩目于东亚区域的未来。

这一和平机制安排，破坏了区域的长治久安，阻绝了中日的世代友好，为战后中日关系埋下了祸根，也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总而言之，这一和平机制安排，是上一次战争的产物，是二战的残存物，它将上一次战争的仇恨固定下来并永久化。

因这一和平机制安排，东亚与中日关系始终被上一次战争的后遗症所困扰。

在战后初期的背景下，基于战争的惯性，这一机制似乎没有毛病。

在战后漫长的岁月中，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一机制的局限性、短视与危害性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