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族一修谱的《文艺志》中，有篇叫《惊神楼记》的文章，这篇文章本不是很难懂，但有几个地方却颇能疑惑人，一是原文中本就有两个错别字，这可能是抄写与印刷时引起的，二是可能有两个当时流行的日常用语，再加上一些称呼与人名可能引起的误解，以至变得莫衷一是。先看一下这篇文章：

己亥腊月，藩台宋夫子千秋，予往祝焉。值杨子绪、张子灿仝寓衡州公署。舍侄婿石子我生，上湘钟子幼方，携二友谐署。坐谈之顷，见其气象雍雍，举止翩翩，令人名利之心都捐。因稽姓字，石子告予曰：此上湘聚文梁君先生之玉郎，元资是也。

越一日，伛谒欸晋，畅饮联诗见志，日试万言，席中元伯将为压倒。酒酣之余，元老前起，揖予而言曰：家君新建楼阁，左植青松，右培金桂，后蓄紫兰，须得名公题额，以当华衮。

杨子乃珥笔而起曰：兰桂、青松，吾侪分题博灿，伯其金题楼阁，并序今日幸逢。语毕，遂各挥毫而就。石子乘胜启予曰：伯岳曷不以其诗之绝，嘉其楼之名？予因憬然窃取子美赠青莲诗，有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句，摘其“惊神”二字，以名其楼。而今日其为斗酒百篇乎，抑雄辩惊筵乎，是为记。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黄中理，湘潭人，康熙三十三年（1693）年进士。应我族前辈元资之请而写。“惊神楼”虽然建在我族祖居地白石（不是现在的白石村）。细读此文，这篇《惊神楼记》却是写于长沙衡州公署。当时，黄中理去省城为布政使（姓宋）贺寿，碰到几位住在衡州公署的湘潭老乡，那几个人也都有功名在身，但比黄中理都还要差一个档次。当时黄中理已成名多年。

文中的石我生是黄中理的侄女婿，他后来到公寓来拜访伯岳丈黄中理时，带上了他的朋友元资，正是经这位石我生的引见，元资前辈才得以晋见这位本地名宿，饮酒联诗之余，元资离席而起，弓身而揖，说自己的父亲在家建了新楼一座，请黄中理为此楼题名。黄中理就作了这篇《惊神楼记》。另外还有一个叫洪仙年的作了篇《桂园灿》，一个叫杨绪的作了篇《兰室灿》，一个叫张灿的做了篇《题青松并咏松涛》。桂园、兰室、青松，都是这所楼的一部分。

问题之一就出于这个“灿”字，从老谱原文来看，这“灿”似乎是当时的某种文体，由于孤陋寡闻，在此以前，我也没听说过有一种被称为“灿”的文体，但根据上下文应该可以确定，这个“灿”应当与“赞”或“铭”差不多，甚至可能是“赞”或“铭”的别称。碰巧的是，这些人中一个人的名字也叫“灿”（张灿），这就让人产生了一定的困惑，以至在有人在整理时，把那篇《兰室灿》的“灿”字，改成了“绪”字。

问题之二，文中有这么一句：“越一日，伛谒欸晋，畅饮联诗见志，日试万言，席中元伯将为压倒。”“压倒元白”原是一成语，本不难看出文中的“伯”是“白”之误，但有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族中这位前辈的名字叫元资，所以，认为“元伯”指的是“元资”。

当时，论身份，黄中理已在多年前考中进士，元资前辈不过是邑庠生，与黄中理的侄女婿以平辈论交。论年纪，元资前辈应还年青，不然，作者不会以“玉郎”二字来写元资。而且文中也明确写元资面前辈是“伛谒欸晋”，证明元资前辈在这黄中理这位当地名流面前执礼甚恭，他怎么会用“元伯”来称呼元资？

文中有三个“伯”字，除了这个“元伯”为“元白”之误外，其它两个“伯”字，都是别人称呼黄中理的，只不过有一处因断句错误，生生的把“黄伯”变成了“灿伯”。

之所以说那么多，不单因有这个“元伯”之错，还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元老”。在这篇《记》里写元资前辈请黄中理为他家新楼题名时，有这么一句：“元老前起，揖余而言曰……”

这怎么可能！一个进士老爷称自家晚辈的同辈明友为“老”。况且这人本就年青，这人本就差不多还是个平民百姓！但我可断定“元伯”为“元白”之误，却真难猜这“元老”是为何错出来的。

这些看法，在微信群里早已说过，现在再说，不是喜欢饶舌，只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想把问题弄清楚而已。

最后说一点心得：在整理校对古文字时，难免遇到错误之处，不解之处，就算是显而易见错误，最好也只加以说明，纵使加以改正，也要说明原文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把自己不能理解的地方，误当错误去改正。这样做有可能真正的错误发现不了，反而把正确的地方改错，至使越改越错，如上文把《兰室灿》改成《兰室绪》。

以此推之，“元伯”“元老”之误，极有可能是抄写或印刷过程中，被人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