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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见了《二十二》里的十一人，我喜欢看她们笑
(2017-08-17 16: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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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当光阴慢慢划过，时间抚平伤口。
这是纪录电影《二十二》剧情简介中的一句。
《二十二》记录了中国内地仅剩的22位“慰安妇”幸存者的晚年生活，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公映。
2012年，青年导演郭柯开始关注“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慰安妇”幸存者尚有32人，他因此把片名定为《三十二》。
2014年，由于一些老人的离世，片名已经由《三十二》变为了《二十二》。
今天，片中出现的老人已有14位离世。其中，黄有良老人于影片上映前两日去世。目前仍在世者不过8人。
《二十二》从筹拍到上映的三年多时间里，郭柯曾经想要卖房，幸得演员张歆艺借出100万解困。上映前夕，冯小刚、吴京、谢楠、何炅、李晨、舒淇等纷纷自觉加入电影宣发工作。
在《二十二》的片尾，播出了长达三分半钟的3万众筹者姓名。
2014年，也就是郭柯决定将片名由《三十二》变为《二十二》的那一年，好戏君也以记者身份，在山西及海南走访了当时仍在世的11位老人（其中一位在联系采访过程中离世，转而采访葬礼。）
以下为《二十二》拍摄的老人名单，标黑者为好戏君采访过的老人，一共十一人。
湖北
毛银梅
广西
何玉珍
韦绍兰
黑龙江
李凤云
山西
张先兔
李秀梅
刘改连
赵兰英
任兰娥
郝菊香
骈焕英
李爱连
曹黑毛1922年生人
刘风孩1924年生人（2017年01月20日去世）
海南
符桂英
林爱兰
符美菊
王志凤
李美金1926年生人
陈连村
陈亚扁
黄有良1927年生人（2017年08月12日去世）
以下文字摘录自2014年4月的报道。让我们记住这十一张面孔。
一、李秀梅
山西盂县西烟北村东北角上，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87岁的李秀梅8天前在这里离世。
按照风俗，一儿三女还有不少的孙辈曾孙辈，为老人操办了一场在当地算得上相当风光的白事。如果说真要找出一点什么不同，可能就是院墙上堆放的花圈中的两只。一只写着：沉痛哀悼李秀梅大娘，苏智良陈丽菲敬挽。另一只写着：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敬挽。
苏智良，上海师大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陈丽菲是他的夫人。挽联上的字是张双兵写上去的。张双兵，山西盂县西潘乡人，乡村教师，中国慰安妇民间研究第一人。
4月2日，张双兵还坐着一天一班的小面包，从自己住的羊泉村到北村看望李秀梅。这样的路线，每隔两三个月就要走上一次，张双兵已经走了12年。
1992年7月，张双兵第一次见李秀梅。那时他已经独自在民间做慰安妇调查做了十年。在张的眼里，这是一个“开朗，活泼，身体又好”的老太太。她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当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双兵。
她从没想过自己被日本人欺负这件丑事儿，居然在几十年后，可以拿出来讲，还有人帮着去讨说法，打官司。她兴奋极了。
1996年7月，山西大娘李秀梅来到日本东京，第一次“人证到庭”。她见到了日本，见到了很多日本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在电视台采访中，在民众大会，她看到的日本人民都在支持她，她觉得“日本的青年很有希望”。后来她看到右翼势力的捣乱，听到那些听不懂但能听出敌意的反对口号，她又觉得，“日本人还是坏”。
4月2号，张双兵见到老人最后一面那天，李大娘精神不错，还跟张双兵说，自己想去日本。因为一个月后在日本将举行第12届亚洲慰安妇团结大会。
二、张先兔
张先兔89岁，住在西烟西村。
64岁的大儿子刚刚去世一个多月。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张先兔心痛不已，捶着胸说：“不敢活了，不敢活了！”
当年，张先兔被日本人关了20多天。她的丈夫比她还小两岁，她被抓走的时候，日本人用刺刀指着她丈夫，过度惊吓让他落下了一生的病根，双手抖个不停。
苏智良说，2000年他第一次见张先兔时，她还能把一切记得清清楚楚。但现在老人话最多时就是向一屋子认识的不认识的来客讲述自己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下雨天，喘不上气……吃不了东西……上不来气，心里霍霍地难受……可不敢活了……”
三、曹黑毛
七东村的曹黑毛93岁了。她一生坎坷。
15岁，她嫁给第一个丈夫二锁子，后来二锁子病逝。她领养过一个儿子，去死于车祸。她在49岁上再嫁李喜河。53岁的时候，再领养了一个女儿。
她自己不是没有孩子。她有过两个孩子，一个在还是5个月大的胎儿时，被自己拼命跑拼命跳，流产了。第二个，当她大着肚子回到家，母亲和哥哥都表示坚决不能要。不敢让她在村里生，只能去山沟里，生完，她亲手掐死了。
因为这两个孩子都是日本兵的。
不过，老人的坚韧、善良，让她晚年得福。养女李贵花照顾她，对她很好。她还有了一双孙辈，外孙考上兰州大学学医，外孙女就在身边。
曹黑毛住一间小窑洞，干净又通风，门口一间搭起来的小棚子当厨房。她腿脚不方便，但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穿深色西服，扣得一丝不苟。她说，算卦的说，还能活四年。
“对日本人有什么要求？”沉默了很久，不知道她是在思考，还是在辨音，最后说：“听不见了，我耳朵背。”
四、符美菊
符美菊17岁时被抓到海南大成镇附近的慰安所充当慰安妇。22岁嫁到澄迈中兴土垄村，丈夫已去世二十多年，生前和孙子相依为命。
几年前，符美菊和孙子在村里的老屋被台风摧毁。政府补助了一万七千块，在村口不远处的小道边上，修了一间新楼房。
王财强成年之前都是奶奶在抚养——符美菊一生一共有6个子女，除了一个嫁到外地的女儿外，都先后过世。村里早些年为王财强种了一些橡胶树，现在他成年了，就割一点橡胶，做一点零工。去年9月，符美菊的关节炎发作，慢慢地走不了路，现在，换由孙子照顾她了。
去年以前，符美菊还能自己慢慢走到村子里，跟相熟的老人聊天。现在，她多半时间睡在自己的小屋里，在孙子的帮助下，在简易的坐便器上大小便，翻身，吃饭。有时候也把她推到客厅里看看电视。但是老人家听不懂普通话。
她不明白什么是慰安妇。附近的人只知道，她“做过妓女”。近年来常常有记者、研究员、志愿者来看她，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王财强说，奶奶风湿病很严重，现在直接把针头打进腿上，她也没有感觉了。
五、李美金
年轻时候的李美金住在从怡高到澄迈中间的茅园村。她16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走，再次出现在妈妈面前时，两人抱头痛哭。妈妈以为她早就死了。
回家后十几天不敢出门，整天做恶梦。村里人也慢慢知道：她“给日本仔用了”。
后来，媒人介绍李美金嫁到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这里穷，能娶到老婆就不错了。”所以，一个村里还有三位健在的慰安妇。
刚开始，土龙村的人并不知道李美金的经历。她生孩子后，跟村里人聊天，才自己说出来。当地民风淳朴，丈夫也接受了这件事。
李美金一共生了6个孩子，三男三女，有8个内孙，一个曾孙，谁在海口，谁在金江，谁打工，谁上大学，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尽管有儿女供养，她仍看重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转来的社会捐赠。“不然我早死了”，她说。那笔钱虽然不多，但给了她生活的希望。那表明还有人记得她的疼痛。
志愿者黄大强说，几年前符美菊曾经全身浮肿，眼巴巴地送他们到门口，也只能走大概100米。他担心她活不过一年半载，但没想到，老太太又活到了现在。
所以他每次把慰问金送到老人手里，都会说：“明年还有，好好活下来！”老人家就笑呵呵。
六、王志凤
黄大强说，澄迈中兴的三个老人当中，王志凤最苦。
被父亲的弟弟拿光洋赎回来以后，嫁到外地村子，男人丧偶，做填房。也就在那一年，妈妈不在了。王志凤还有两个弟弟，一个3岁，一个4岁。父亲想要把弟弟送人，王志凤说，我来养。
很难想象，一个被日本人凌辱过、又带着两个未成年弟弟去外村做填房的女人，那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晚年的王志凤因为严重的风湿，终年头痛。曾有医生让她好过一些，但那医生也死了。
尽管如此，老太太仍然像年轻时候那样有尊严。见到陌生人来到，尽管语言不通，她还是热情地招呼落座。她眼睛不好，已经看不清东西，但仍然颤巍巍找来扫帚，说屋子里脏，急急忙忙地扫地。
白内障也在折磨着她。她血压高，不适合手术。王志凤唠唠叨叨，总念着要吃瘦肉，要把血压降下来，希望有机会去做手术。她现在就剩下这个专一微薄的愿望，希望能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楚一些。
七、林爱兰
根据公开显示的资料，林爱兰是“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沦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临高县南宝敬老院的院长梁朝胜说她有93岁，但资料上说她出生于1926年（今年88岁）。一些资料又说她20多岁时被日本人抓去，但日本人占领海南岛是1941年。
不过，这不影响她还记得自己如何“跟日本人打架”。她拨开头发给我们看已经看不清楚的伤痕，激动地回忆日本人如何把她的头皮割开，“再下去一点，人就没了。”她做出激烈的咬手指的动作，告诉我们，日本人如何把木棍塞在她嘴里，打她。
说完这个，她就沉默了。
天色已经暗下去，林爱兰准备睡下。她不明白这些人为何要突然闯进自己昏暗的小房间，为何要询问60几年前的不堪往事。她只是沉默地陪着来人坐着。
被救出来以后，林爱兰丧失了生育能力。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嗣，参加革命之前就已经父母双亡，又是家中独女。她一个人走过了余生的漫漫岁月。
八、陈亚扁
和林爱兰一样，陈亚扁也住敬老院。
她刚刚动过白内障手术。可能不太成功，老人双眼红红，一直抹眼泪。不过至少可以看路了——她可以走到敬老院背后的本号镇卫生院，去打止痛针。
和许多本地的老人一样，因为风湿严重，老人常年头痛，“去年还每周打两次，今年痛得更加厉害，必须要每天打。”
早上，陈亚扁打开门扫地，偶尔自己洗点衣服。然后就是一整天的不舒服，头痛，躺下又坐起来，坐起来又躺下。
陈亚扁生了很多个儿子，都夭折了。只剩一个女儿。外孙女和女儿每天轮流来，给她做饭，带她打针。
生活在日本的华人班先生曾将陈亚扁带到日本上过法庭。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来看望陈亚扁，给她带钱，带药。不能来的时候，班先生就委托在海口读书的日本学生米田麻衣来。从日本寄回来的膏药放在床边的一个塑料口袋里。每天，外孙女就把这些膏药贴在陈亚扁的背上、肩上，以及身上许多疼痛的地方。
九、邓玉民
保亭响水镇什齐村，邓玉民一个人坐在门前的廊檐下，看着近在咫尺的邻居们中午时分的各自忙碌。一把显然是常年坐的靠椅，背后有垫子，扶手上栓着毛巾。太阳虽然没有直晒在身上，她却摆出一副晒太阳的神情，放松、安逸。
邓玉民的背后墙上，挂着一幅用镜框装起来的大证书，上面写着，保亭县红十字会天来泉夕阳红行动关爱对象，邓玉民，生于1925年4月30日。这个夕阳红行动每个月会给邓玉民这样的老人送米送油，春节的时候还会送钱。
邓玉民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老伴瘫痪了6年，几个月前才逝世。现在跟着最小的女儿生活。
中午，邓玉民开始认真吃饭。只剩2颗门牙，还不对称，竟然可以把三块挺大的鸭肉细细地都吃完。
然后她对着镜头笑了，捂嘴笑，说了一串话。孙女翻译说，她怕吃饭被我们拍出来，不好看。
十、黄有良
记者抵达陵水县田仔乡母爸村委会乙堆村时，黄有良的孙子小胡正好开着拖拉机风一阵地驶进村子。
小胡大概见得多了，也不问问来历，就直接把人领到奶奶的屋子跟前。
黄有良也跟着班先生去过日本。也因为如此，黄有良很出名，被许多记者、志愿者拜访过。她的孙子小胡不愿意我们多问日本之行，只抱怨说，为什么不让家里人跟着去……
黄有良比任何一位老人更加沉默。但是小胡说，她记得苏教授，记得班先生。每次他们来，她都特别高兴。
在沉默中我们提出离开时，小胡很明显地松了口气。他说：“你们要她说什么呢？说了那么多次了。不好意思再说了。”
十一、陈林村
陈林村如今跟小儿子一起住在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大儿子张先民的屋子也在不远处。
这是一个静谧的小村庄，年轻人大多去海口、三亚打工了。陈林村身体硬朗，见到陌生人都笑眯眯的。据说偶尔感冒，还是她自己步行到镇上打针吃药。
起初张先民不愿意翻译记者的问题。“问起来，她只说日本人很坏，要靠你们现在去报仇。”
但是老人家的脸上看不出要报仇的样子。经过岁月的磨砺，她的脸上只剩下平静、祥和。她用方言跟我们聊天，也不管听得懂听不懂。她时不时抬起手按一下帽子，露出腕上的金镯子——她也是我们在海南岛的走访中见到的，唯一一位鞋袜整齐的老人。
“我们也会看报看电视，也知道韩国人在起诉（日本），日本人对这个问题，不想承认——这些我们都知道。”张先民用普通话跟我们交谈，老太太听不懂：“不知道这路要跑多长……也许她死了，看不到了，以后也不知道。”
老太太坐在客厅里，几个放学的曾孙辈们就在她跟前打闹。曾孙女一笑露出掉了的门牙洞，祖奶奶却还满口牙齿都在。她很乐意坐在孩子们中间，享受这片刻的喧闹。高朗的客厅里光线很好，能看到墙上贴着的对联：福大家和万事兴，春来运到千秋旺。
很自然地，在过往的关于慰安妇的记录和报道中，几乎所有的表情，都只有眼泪：湿润眼眶的，默默流泪的，嚎啕大哭的，不能自已的。
但我喜欢看她们笑。但凡人活到足够大的年纪，就走到了人生边上，是尽头，也是原点。所以，耄耋老人总有婴孩般的笑容。我记得陈林村看着曾孙辈在眼前打闹的慈祥的笑，我记得邓玉民用两颗牙啃完整块鸭腿后的满足的笑，我记得李美金听黄大强嘱咐自己“好好活”时的向往的笑，我记得曹黑毛说自己不敢再抽烟时的害羞的笑。
这些笑，珍贵极了。谢谢她们还活着。
在漫长的岁月流逝的过程中，当初那种尖锐的疼痛，被生活中更广袤丰饶的苦难与情感碾压得稀薄。所以她们确实大部分都忘记了，因为年纪，头脑，身体的缘故，或者故意装作忘记了，因为心理的缘故。有好几次，她们听完问题，都是长久的沉默。然后决定回答，听不见，或者，记不得。
她们忘却的，我们来替她们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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