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翻读余党绪编著的《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读到孙绍振先生代写的序文，里面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共鸣。

“对于古典诗歌，一般老师拘于“诗缘情”的经典论说，缺乏对此说的具体分析，而他（余党绪）特别提出不能停留在“诗缘情”，不能只停留在情感宣泄和感染上，因为古典诗歌拥有穿透时空的情感力量，与其蕴含的思想密不可分，与其构思中的思维特性相关。因此，诗歌的“理解”最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这表面上是一种观念，实质上则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把情与理作为对立面来分析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正是由于对辩证方法的灵活运用，他对于杂文的理解达到了相当深邃的境地。他认为杂文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批判性、逆向的，这有利于培养一个人独立、自主和求异的思维方式。”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思维方式”一词，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一个高频词，而对“思维”一词的理解却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这里余党绪的思维方式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理性思维，正如他在某次讲座中提倡的观点——中国人太习惯于运用感性的形象化的思维去处理问题，而缺乏更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因而中学生的感性思维不需要教，高中教育应该强化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这一点，我既有所认同也存保留态度。在为期不长的语文教学过程中，也总尝试去引导学生解读文本、形成文本对话的思维路径，恰如孙绍振老师所列举的这种，诗歌教学中关注诗人创作的思维特性，从而以理性的态度去全面评价诗歌内容本身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文化传统与诗人心理，恰如前两年观摩过的左思的《咏史》教学以及李白诗歌教学讨论，其必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语文教学的载体是丰富的，语文教学的落脚点是语言形式本身，它是抽象的，是需要借助我们当下对某种语言的想象与理解去把握的，语文教学不单单需要培养学生的理性说理能力、理性思维方式，还需要培养的是感性的审美能力、一种理解式的欣赏能力。在课堂教学中，不同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的学生都应得到认可，善于体悟感受的学生便强化以情动人的能力，一味引导其以说理性的批判质疑去思考问题，对他而言，或许只是让其丢了自身的思维优势，而在不擅长的方式上始终落于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