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读了这本书的三分之一，这周继续阅读，发现书中的许多语句十分精彩，一些观点也甚是有理，于是摘录下来并分享给大家：

1、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份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而然决不可做无证据的概论也。

2、我在那篇短文里，曾用古人论从政的四字诀来说明“治学方法”。那四个字是“勤、谨、和、缓。”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即使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敬慎”。

“和”，我解作“心平气和”，解作“平心静气”，解作“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根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人，“和”之至也。）

“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

所以我中年以来，常用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3、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4、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

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

5、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

6、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

7、他们的目的既同，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8、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的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9、吴稚晖先生曾说起黄以周在南菁书院做山长时，他房间里的闭上有八个大字的座右铭：实事求是，莫做调人。

10、成见久据于脑中，不经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与理了。

11、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

12、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