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产业也有行业（农业、手工业、内外贸易、建筑、交通等），有产品也有商品，古代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留下汉唐及宋明时期的经济繁荣，也留下了强弱不等的经济基础，包括科学技术，特别是留下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当今企业成长发展的思想 “根脉”。比如“分工合作”，“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仁智礼义信、“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日新月异”，“权责相宜”、“耕者有其田”、“天地人合”、“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等等，这是当今企业成长发展的思想源泉。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但资产阶级压迫、剝削劳动人民的反动本性又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企业发展理论的前提是不能动摇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不能置疑“以资为本”的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形态，不断变革加快了其发展步伐，变革不能超过底线，不能改变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不能置疑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离开英国到美国创办“新和谐公社”就是因为他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大幅度改革，触动了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资产阶级要驱逐他出境。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初，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许多基本主张持批判态度，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又加以借鉴和吸收。

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率先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研究，领军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分析了企业成长之源，通过对制针厂制针程序的描述，阐述了以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即企业作为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就是通过分工使更高的产量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从而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斯密认为，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程度相关，不同行业因分工不同，企业成长的机会不同。斯密还认为，市场容量决定企业规模和成长能力，技术结构也决定企业成长及规模。斯密把企业成长发展和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研究是正确的，但他未形成系统企业成长理论。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阅读《国富论》后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上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治学研究的中心，工资高低应当遵循供给关系法则，资本自由流动才能实现最有效的配置。在李嘉图看来，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决定某种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斯密继承者.对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他认为企业是劳动联合和分工的结果，劳动者的联合需要足够的资本来供养，企业资本量的大小决定企业规模大小。正是由于规模经济对资本的需要和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作用才出现了大企业代替小企业的企业成长趋势。后人说约翰•穆勒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企业“规模经济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企业成长理论研究最多的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马歇尔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提出企业成长理论三个框架，一是规模经济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二是市场结构论，三是企业家理论。马歇尔认为，企业成长能力决定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外部经济指企业成长需要足够的市场空间，内部经济指企业以良好的管理所带来的效益。马歇尔已认识到企业制度对企业成长的重大意义。马歇尔的三个基本观点是：规模决定企业成长，市场结构及销售能力制约企业成长，企业家是企业成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