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与曹者瑜先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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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
《石头记》甲戌抄本,这里有一条朱笔眉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
曹老师认为“写出”与“实病”是关键字,不要读者们去纠结“南直召祸”去不是“只苏州织造署和江宁 织造署抄家问题”,其实绕开了何玄鹤先生指出的作品时代问题,避实就虚。
何玄鹤先生在更早的一期《红楼研究》,以“南直”的存在,判断作品成书时间在康熙时期,这是红学最 棘手与头疼的事,不能接受,又没有太多底气反驳,因此就总是绕开问题实质,南辕北辙的臆测与遮掩, 所以也就有吴世昌那样的说法——“大火无疑是一历史事实,可能发生在南京的某织造厂,也可能是在江 宁织造官邸起火”,于是这样的思路下,千奇百怪的火灾都烧到曹寅家去,当然都是“也许”“可能”“ 大约”“估计”,学术允许这些猜测语气,却不能把这些猜测当做依据,尤其当出自一些“名人”猜测时 ,讹传一段时间,很多东西就成了后人引以为论的证据了,尤其是以胡适、周汝昌等一些貌似知名学者所 出,影响最为恶劣。学术,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曹老师虽然不愿意更多去”纠结““南直”问题,但仍然承认了南直。
曹老师在文章中说“在明朝已称南京应天府直辖范围,既现在的'长三角'地区为南直或者南直隶”,只是 接下来的文字:“'南直召祸'当然是‘指苏州织造署和江宁织造署抄家问题’”,这里“当然”是一种典 型的想当然,前后没有直接发联系与证据,完全是一种臆测,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召祸之实病 ”,用想当然的方式,绕过一个不能逾越的“南直”。
“南直隶”实际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名词,在地理位置上,没有任何疑问,从元代的中书省,就是这个地 区的雏形, 洪武元年(1368)定应天府为南京,比以此为都,所属的地区通俗叫法为“直隶”,1380废中 书省后,中书省直辖府州改为直属六部,仍俗称直隶。 永乐年间,都城迁至北京,都城所辖的地区(直 隶)就存在冲突,这时才有南北直隶之分,1421年(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直隶改称南直隶。
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舆纪要》记载,南直是指现在江苏上海和部分安徽地区,是南京应天府直辖范围叫做南直,同样北京有直辖的叫北直,清朝没有南直北直之说。清朝的“直隶”就是单一的帝都直辖范围。
这是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形成的名字,到了清朝,“南直隶”被废除。
《清史稿·志》(九十一)载:
“顺治二年,以内阁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寻改应天府为江宁,罢南直隶省府尹。四年 ,置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驻江宁。九年,徙南昌,时号江西总督;已,复驻江宁。十八年,江南、江 西分置总督。康熙元年,加江南总督操江事务。初置凤庐巡抚,驻淮安,以操江管巡抚事领之。六年省归 漕督。至是始来隶。四年,复并为一。十三年,复分置。二十一年仍合。寻定名两江总督。雍正元年,以 综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道光十一年,兼两淮盐政。同治五年,加 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遥峙焉。”
顺治二年(1645)就撤销了南直隶,而从清代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发现“南直”这个词汇。而活跃的明代小说,“南直”字样随处可见,例如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就有多处出现,“话说国朝(明朝)有一 位官人,姓权,名次卿,表字文长,乃南直宁国府人氏....”
所以这“南直”是特定的地理名词,一个地理名词的消失或改变,再启用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定有其特定 意义,要么就是习惯!一直生活在这个称谓中的人们,在短暂时间范围内,很难改变自己亲切称谓。新中 国以后,首都叫做北京,而那个时期,更多的人笔下仍然是“北平”,相反,70年不到的时间过来,谁记 事还用“北平”?(港台地区除外,因为你知道的)
察哈尔省在哪里?怕40%的读者都一下说不清。这才改名多少年呢?
所以,这种记事类批语出现的“南直”,是批书人所处的时代习惯,并非特殊情况的使用,
红学绕来绕去,总是不正面解释这种现象,更看不透这样本质,原因就是一个原则性错误的主导:《石头记》成书时间是在明末清初而不是乾隆时期!红学把曹雪芹给焊接在了乾隆时期,自然缘木求鱼痴人说梦,遇到棘手问题,扯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也许”“或者”“可能”“差不多”去了。曹老师也有被红学误区拖累的迹象。
“南直”是明遗民的口吻,批书人如果生活在乾隆或者更晚时期,没有必要可以改变自己方式,写一条带有敏感称谓的地名,要是什么织造的事,直接可以写苏州江宁之类,这种画蛇添足自找麻烦的事,不是帮助传播作品,而是进一步加害小说也加害自己。
从这个“南直”问题,本人坚决支持何玄鹤先生对作品成书时间的质疑。
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舆纪要》记载,南直是指现在江苏上海和部分安徽地区,是南京应天府直
这是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形成的名字,到了清朝,“南直隶”被废除。
《清史稿·志》(九十一)载:
顺治二年(1645)就撤销了南直隶,而从清代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发现“南直”这个词汇。而活跃的明代
察哈尔省在哪里?怕40%的读者都一下说不清。这才改名多少年呢?
所以,这种记事类批语出现的“南直”,是批书人所处的时代习惯,并非特殊情况的使用,
红学绕来绕去,总是不正面解释这种现象,更看不透这样本质,原因就是一个原则性错误的主导:《石头记》成书时间是在明末清初而不是乾隆时期!红学把曹雪芹给焊接在了乾隆时期,自然缘木求鱼痴人说梦,遇到棘手问题,扯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也许”“或者”“可能”“差不多”去了。曹老师也有被红学误区拖累的迹象。
附 曹者瑜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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