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刺猬公社”和“新媒体指数”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了第三期沙龙，主题为“社交媒体时代的隐私、利益、安全与自由”。刺猬君有幸邀请业界、学界老师共同探讨，方可成、任孟山、徐敬宏、刘津、江菲、龙志、徐慨等大咖。没到现场的朋友不要急，来看看刺猬君整理的要点摘录吧。

刺猬公社出品，必属原创，严禁转载。

by 王海萍 马婧 整理

摄影：张鸿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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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主持沙龙

方可成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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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南方周末记者、“政见”创始人方可成

要点一：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出版流程，内容能够直接到达读者，阅读更加便捷了。但从根本上说，新媒体的先进性还是体现在数据上，即能了解其用户是谁，年龄如何，具体在哪里，看了哪些文章，有没有点赞、分享……

这些数据不仅大幅改善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广告投放模式——传统广告效率很低，有很多无效读者，新媒体对用户有精准把握，可以做到精准投放，盈利效率大幅提高。

要点二：用户本身是一个产品，免费使用的代价是将自己信息无偿提供给公司，公司利用所搜集到的数据赚取更多利益。

要点三：在社交媒体时代，人类几乎一切活动都会在网上留下脚印：每一次发言，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购买，每一次滴滴打车……到处都是“数字脚印”的社交媒体时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记者可以搜集到此前很难搜集到的个人信息和资料；学者好像有了一个观测人类的望远镜，让种种新的研究成为可能；商人找到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也创造了很多财富神话；政府可以借助多种技术手段维护国家安全。

但是，这四种美好的场景当中，都有深深的隐忧存在——记者搜集资料现在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学者的一些研究引发了众怒；商人的行为越来越被消费者认识到其中的威胁；政府的监控也可能威胁人们的隐私和自由。

我们可以用隐私交换利益和安全，但是丧失隐私就会丧失自由。

徐敬宏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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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徐敬宏

在传统媒体时代隐私权就是一个问题，有些原则新媒体时代也可以用，比如知情同意，记者发表关于隐私的内容需获得当事人同意。至于共同隐私，比如两个人的合影，其中一个人希望发到网络上，理想的状态就是最好事先获得另一个人的同意再发。

但很多情况下没有条件，那就有一些免责原则：一是“公众人物”，重大事件中一个人被卷入成为公众人物，那么普通读者可能希望知道这个人的详细信息，因此当知情同意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公众人物需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

其次是“主观恶意”，看记者报道信息时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地补充事实；

第三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最后是“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被动成为公众人物，你会希望怎么报道，记者想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对当事人造成太大伤害。

刘津观点摘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津

要点一：灾难发生后如何接触家属？国内外都认为是棘手的事情。事情发生后，事发前三天和事件转折期（如马航MH370失联事件宣布飞机终结于印度洋当日）是家属的敏感时期，但是报道个人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敏感时期，记者接触家属尤其要注意方式方法，如不强问、不诱导、尽量不暗访、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愿意表达的家属、向家属明确解释媒体报道的公共价值、情感抚慰、提供帮助先行和采取观察等静默采访方式。

要点二：事故发生后，国内媒体比较擅长的是报道受害者和家属，其实关于事件本身的首要核心是事件的起因、过程、后果和问责，但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阻力很难开展这方面报道，因此只能做最拿手的人物报道，悲剧性事件中的人物报道有时也是规避风险是一种策略。而在国外，媒体大多是在事故后期或纪念日的时候推出人物报道、特稿。

江菲观点摘要

中国新闻周刊编委江菲

要点一：作为媒体，第一时间要突破核心信息，遇难者是边缘信息，这些人都是偶然的，不是他们的出现导致事故发生，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大家第一时间想知道事故原因，家属想知道亲人是如何遇难的，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个事件发生。

读者提出异议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后一两天，因为背后隐藏的情感信息不完全是因为隐私，而是带有一种情绪：媒体不去调查事故责任而来大量报道遇难者个人。其实是在抱怨媒体“跑偏”。在对事故原因的调查大量出现后，这种抱怨就没有再继续了。

要点二：目前，关于隐私权界定尚不明确，实操时如何判断？首先，个人的是和公众无关的，我愿意讲可以公开，不愿意讲你无权要求公开。

第二，微博是可以公开，因为别人可以看到。但类似QQ空间中的信息，可以通过第三方（如朋友）同意后公开，前提是记者在写作中不能用来渲染、炫耀。

第三，记者在采访中问得越细越好，但是在写作中不一定写得很细，因为采访对象讲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变成白纸黑字时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龙志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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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龙志

要点一：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我切实感受到了技术的强大力量。以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为例，我们当时第一时间派记者去了马来西亚，后方半小时以内就有了直播。这个过程中，有任何信息更新，都会及时传回来，包括一些机器抓取的信息，如facebook上的认证消息、个人的情况等，但我们并未对这些信息进行过多解读，而是直接呈现。

要点二：现实操作时要比学术讨论复杂得多，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判定标准，是否侵犯隐私，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衡量报道是否跨越了边界。

任孟山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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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任孟山

第一，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爆炸，需要媒体界在新闻报道时对隐私的尊重逐渐形成为社会认可的共识，这是新闻专业主义与时俱进的要求；

第二，社交媒体带来的丰富信息，并不意味着所有信息都适合发表在新闻报道中，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一是遵循传统媒体时代的基本职业伦理，二是遵循扩大信息增量但谨慎从事的原则；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对人的隐私的侵犯往往不如公权力对人的隐私的侵犯更为严重，比如美国的斯诺登事件所提示的。相对于新闻界的隐私侵犯，我们还需要知道当隐私被公权力使用的时候，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们该如何保有自身的知情权？如何保证我们的隐私不被偷偷地使用。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徐慨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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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慨

要点一：媒体兼顾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既涉及伦理也涉及法理，但媒体伦理是在法理之上更高的职业要求。在现在这种艰难的作业环境中，讨论伦理问题可能有点奢侈，但有没有媒体伦理的意识和作业规范，会直接影响新闻报道的质量。媒体伦理也与社会整体的人权意识和文化有关，不可能脱离社会共识。

也正因为如此，在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媒体有责任澄清自己在职业伦理上的考量和规范，来最大程度地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要点二：灾难报道中的悲情消费是个普遍问题，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背后可能有记者和媒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

个人隐私可能涉及到公众利益，但只有在其个人信息与事件原因、悲剧缘起直接相关，或其本人即是事件核心人物，媒体才可以披露与事件相关部分的个人信息。

这里的尺度还是软的，虚的，取决于伦理在媒体人头脑中的价值排序。这个“度”如何把握？即使在维护公共利益、对“打老虎”进行深度报道和“挖掘”的时候，也同样可能存在对当事人、有关者、无关者的部分个人信息过度披露的问题。

要点三：今天讨论这样的问题很有必要，因为媒体是很大的权力，尤其是与其他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媒体人更要警醒和克制。恪守媒体伦理和专业主义，既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必要，也是保持媒体公信力的必要，更是媒体争取更多空间的必要。

最终，媒体应成为令人尊敬的媒体，而不仅仅是令人畏惧的媒体。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