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娃娃版“武媚娘”引全民吐槽；上海踩踏事故引发媒体界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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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王宁

1大头娃娃版“武媚娘”引全民吐槽

自开播以来，《武媚娘传奇》便一直占据收视率和话题榜首位。而剧中清一色的“唐代抹胸装”，也在一片惊呼“尺度”的声音中，衍生出“我们都是球迷”这种荤段子。

上周末《武媚娘传奇》暂时停播，引发网友种种猜测，不少人觉得“尺度”是其停播原因，但也有人称是湖南卫视今年的古装剧播出限额用完导致。

面对种种猜测，湖南卫视官方回应称，停播原因在于“技术问题”。

然而，1月1日复播后的《武媚娘传奇》却引发更大的“骚动”。

剧中女演员锁骨以下的镜头统统被剪，头饰也被去一半，导致镜头中只能呈现女演员的一张“大脸”，被吐槽为“大头娃娃”。同时，视频网站中的前16集也换成了修改后的版本。

主演范冰冰近日发布的两条微博——“欲带皇冠，必承其重”、“别低头！皇冠会掉！别流泪！坏人会笑！@所有人”，被疑似回应被剪事件。

种种现象从侧面印证，停播是由于“尺度”问题而被总局责令整改，全民吐槽广电总局模式再一次开启。

而事实上，《武媚娘传奇》并不是第一个因“技术”原因突然停播的影视作品。

2013年，《被解放的姜戈》在首映不久后便被临时撤档，全国各影院接中影口头通知，《姜戈》因“技术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放映，一个月后的重映版与原先版本相比，除电影中全裸倒挂的镜头被修改，其他则没有明显的删节，印证了“技术”原因为“尺度”问题。

既然之前已过审，为何又会突然停播被剪？

有知乎网友分析，或是有人举报，于是“一刀切”式的粗暴剪辑导致了电视剧史上“大头娃娃”的奇观。

在广电总局的“神助攻”下，《武媚娘传奇》的话题热度一路飘红。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认为：“《武媚娘》因露胸太多遭禁播删减后复播，是最近最成功的炒作，仅次于一步之遥首映礼延期、被总局删镜头后上映的桥段。在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姑且不论戏好坏本身、也不管剧情是否需要，只要成功成为审查制的受害者，绝对一片叫好。”同时他也提出，广电总局经常扮演恶婆婆角色是体制和思维导致的，分级制才是解决的良方。

近年来，关于分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电视作为普及最广的传播媒介，电视节目分级制更应被重视。

早在90年代后期，大部分国家都意识到，随着电视节目中关于性、暴力和语言不雅等画面的增多，电视节目分级制度已成为“弦上之箭，不得不发”。分级制成为平衡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与日益追求“奇观”“视效”的市场需求的良方。

同时，此事件也引发了关于文艺作品创作标准的讨论。

在历史剧中，人物装扮是反映时代风气的重要手段。然而，现在部分影视剧创作中存在以现代审美将之低俗化的问题，“抹胸”与“挤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将女性物化为符号，显然考虑到的是眼球经济和话题效应。

在一片热议中，即使被剪成了“大头娃娃”版，但《武媚娘传奇》的收视率依然很高。

如果此次事件能引发更多关于行业良性发展的思考，并由此催生相关制度的出台，那么《武媚娘传奇》也算是立了一件大功了。

2外滩事故报道引发媒体界思辨

新年伊始，上海外滩重大踩踏事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然而，这样一起重大事故在1月1日上海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却难觅踪迹。《解放日报》以“豆腐块”形式在头版最下方刊登踩踏事故新闻，也因此遭到网友猛批。

随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数字传播中心主任通过微博解释称：“直到现在，从总编到各部门主任，还在加班开会。他们中大多数都彻夜未眠。今天凌晨我们一直压版等到凌晨近4点，就为等到确切的伤亡人数——不然光报一句话也没有意义。我们的新媒体滚动播报一直没有停过。谢谢理解，也完全理解一些人的批评，说明你们对我们有期待。这就是动力。”

魏武挥在《每一次突发事件都是纸媒的一声丧钟》中分析道，事故发生在23时35分，这一时间点决定了1日的日报难有所作为。

第二天，上海纸媒纷纷开始行动，《上海纸媒今天由“豆腐块”到“大块头”报道踩踏事件（附版面集）》一文中写道：“今日（事故第二天）出版的上海纸媒，用行动回应了公众昨天‘低调’处理的批评。解放日报、文汇报、东方早报等，均在今天大篇幅报道了踩踏事件。”

无论是纸媒出版流程导致的“反应迟钝”，还是中国媒介生态环境制约下的“集体失语”，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对纸媒的信心又少了几分。

踩踏事故所引发的业界思辨并不止于此。复旦学子质疑媒体煽情报道，并认为发布女生生前的社交网络信息侵犯隐私权、给家人造成二次伤害。此事引发传媒界关于“媒介伦理”的思考。

一篇广为流传的广州媒体人对复旦学生的指责回应中写着，“网络时代人们对个人信息极为敏感，但往往忽略很多信息是由当事人主动公开的，并不具有隐私性质。”因此，他认为媒体引用社交网络信息无碍。

对于媒体采访遇难家属造成“二次伤害”的问题，这位媒体人称：“如果亲人愿意讲述，媒体理应报道，如果亲人拒绝，媒体理应不打扰。”

知名媒体人石扉客也持相似观点，他说：“媒体对灾难遇害者个人情况的报道，如何既满足知情权又适当节制，本来我也觉得是个不无可议的命题，现在被校方成建制有组织地这么一搞，事情变味了，似乎成了对媒体的同仇敌忾式反击，惨剧本身的公共性反而走题了。悲伤之余，凭添几分无奈与郁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认为，在报道中能否采用遇难者社交媒体的内容是个新问题，要依据两条准则进行判断：“一是与公众知情权有关否；二是对报道完整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此次踩踏事件引发的“媒介伦理”思辨还在持续。近年来，似乎每次灾难发生，总能引发关于“媒介伦理”以及新闻报道具体操作方法的讨论。

尤其是新兴媒介不断涌现，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在 “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的驱使下，“尖叫新闻”“煽情新闻”等写法时常见诸于报端；另一方面，更丰富的信源和新闻线索极大的方便了记者的工作。

随之而来的讨论还在不断升级，而我们应该对这种争鸣感到欣慰。因为，我国新闻业生态的健康，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不断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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