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新文化报》著名摄影记者李洪亮因重症肺炎并发呼吸衰竭和心衰在长春病逝。得知这一令人痛心地消息后，许多同行私下发起募捐。但这种自发性地圈内人募捐毕竟是零散的，怎样才能有更长效的救助机制来保障媒体人的权益呢？“刺猬公社”对话“媒体人义助基金”的发起人之一邓飞和郭媛，为你解惑。

采写丨张宇 刘思维

1 邓飞：为媒体人设计专门的保险险种

在知名公益人邓飞看来，“常年奔波在外，因工作特点造就的不规律饮食、睡眠习惯，持续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等，使媒体人的健康状态整体低下。”

邓飞在很早之前就想过：如何为媒体人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救助机制。目前，他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便是为媒体人购买保险。

邓飞告诉刺猬公社：“我目前正在和新华保险洽谈合作，希望能够为媒体人设计一种专门的保险险种，保险模型现在还在制作。”

邓飞举例说，可以把一些互助基金组织起来，为每一个记者购买一份保险，当记者发生重大意外时，就可以获得50万的保险金额。“新华保险现在还在做更多的调研，比如每年收多少保费合适，具体面向哪些人收取等等。”

当一些记者需要救助时，会有许多同行自发进行募捐。但在邓飞看来，这种私下的募捐方式不够专业规范，也不够稳定和可持续。“如果有专门的基金组织，就可以有专业人士进行操作与运营，可持续性会更强。”

邓飞还补充道：“私下募捐，有可能会出现捐赠过度的情况；而如果圈子比较小，募集到的金额可能也会比较少，比如长春记者的圈子可能就没有北上广那么大。”

2 郭媛：多样化互助方式可以互补

今年1月，南方都市报记者过国亮被查出肝癌晚期。病中，过国亮表示希望发起一个媒体人行业互助基金。4月9日，在一场专门为其筹款的公益民谣义演现场，由国内20多家主流媒体联合倡议的“媒体人义助基金”正式宣布成立并启动筹建工作。

“媒体人义助基金”由广东媒体人携手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专项基金设立于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个案募捐平台支持。截止到4月9日下午5时，在微信、新浪微公益、支付宝三大平台共募集款项364550 .2元。

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郭媛是“媒体人义助基金”的发起人之一，她当时的身份是广东济德文化公益服务中心副秘书长。郭媛告诉刺猬公社，除了帮助过国亮外，该基金成立以后还零散地帮助过其他几位媒体人。“不过我们并未让这些救助形成社会事件进行炒作。”

郭媛介绍，“媒体人义助基金” 按照制度挂靠专项基金进行运作，虽尚未形成成熟的机制，但已有大致的操作模式，比如收到需要救助的媒体人信息时，会先行给其家属一两万元的资助，再结合具体情况发起呼吁，动员更多人参与，以筹到更多款项。

郭媛告诉刺猬君，她曾跟邓飞等公益人探讨过设计一种专门针对媒体人的救助机制，比如效仿“大病医保”，找保险公司合作，设计出适合媒体人职业可能遇到的大病险种来进行推广。

郭媛认为，“媒体人义助基金”能够做的事情毕竟有限，但这个基金的设立，至少可以引起大家对媒体人职业风险性的重视。

“基金虽为同行之间互助建立了一个平台，但不可能包打天下，私下自发的互助也是需要的，比如同行处于职业的同理心，会自发进行捐款。”

郭媛称，为媒体人募捐的形式有很多，多样化的方式可以彼此互补。“以购买医疗保险为例，肯定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毕竟一个险种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她也提到，圈子里的自发筹款多是处于一时的情感触动或是人道主义精神，如果媒体人互助想要可持续性地长期发展，就需要有一种长效机制，有制度进行规范。

在郭媛看来，“媒体人义助基金”的设立也是想要推动社会的互助氛围，“如果在探索的在过程中能够建立一些模式或机制，促进医疗制度的完善，便可以达到好的效果。”

“互助这件事可以通过不同的情感关系进行联结，每个人曾经生活过的轨迹都可以帮到他，比如小区邻居、母校师友、同行同事等。”郭媛说。

她还提到，现代人的联系方式十分便捷，推动行业互助这个理念不止在媒体行业进行发展，其他行业也可以发起。

建立“媒体人义助基金”后，日常的管理也需要细细考虑。郭媛在之前的采访中也谈到，“媒体人义助基金”需要制定一个管理办法，目前并没有一个成熟行业基金会可参考。

“成立行业基金会要考虑的事情很多，首先这么多媒体机构联合发起，成立后由谁来管理？”在郭媛看来，媒体人都很忙碌，举办筹款活动、审核个案、申请款项，都需要专职人来做，热心媒体圈公益事务愿意义务投身的人上哪找，筹款活动由谁来牵头等等，都是问题。

郭媛称，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去拓展，也希望通过完善这些机制，能给媒体人带来更多的保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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