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的报道《学生艾滋病感染者西安累计发现近200人 七成多是男同性恋》引发热议，“新闻如何引用数据”这个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刺猬君带你一起反思下新闻报道引用数据时容易掉入的陷阱。

by 刺猬君

9月30日，《华商报》在A14（华商•评论）版刊载了一则题为《学生艾滋病感染者西安累计发现近200人 七成多是男同性恋》的报道，其中引用数据称“从2007年至2013年，西安市学生中感染艾滋病者逐年增多，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现学生感染者近200人，其中同性传播的病例占76.3%，基本都是男同性恋。”

该报道在网上引发热议，并成为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截止10月3日24时，相关话题已有900多万的阅读量和1.5万次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有人担心，有人调侃，更多的是质疑和反对——数据的引用和表述的方式是否合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到底有何关系？

刺猬君曾写过一篇关于新闻报道误读数据以及进行伪民意调查的文章，特与大家分享，快跟刺猬君一起反思下新闻报道引用数据时容易陷入的误区吧——

误读数据与伪民意调查陷阱

有一种反讽跟反贪局局长因贪污落马一样有趣，这也许也就是“‘微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是谣言”取得轰动性效果的缘由。

不知是记者的粗心还是编辑的大意，当《北京晚报》在2013年6月25日的头版头条刊出《微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的报道时，许多人无需查找数据，根据常理就作出了驳斥，并迅速让这篇报道成了微博上的热点。

这篇报道的内容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当日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一开始，微博上嘲讽的还是该书中说的中国微博用户整体呈现的特征——“学历低、年纪轻、收入低、集中大中城市的特征，高中学历以下用户占74.88%，月收入5000元以下用户占到总数的92.2%”，尤其是“月收入5000元以下”让很多人感叹自己“又拖后腿了”。

但随后，《北京晚报》的头版头条被当作“新大陆”般发现了，并迅速戳中了互联网的吐槽点。

一开始，网友们还以为这是“抹黑微博”的举动，因为该报的报道称：“蓝皮书披露，2012年的中国，网络谣言的传播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去年1月至今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

然而，到了晚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却用官方微博证实，这是出自编采工作的严重失误。

该机构辟谣道：“一家晚报今天头版头条报道《新媒体蓝皮书》的标题是《微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这部分报告由人民网舆情分析师完成，原文说的是‘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并非是说热点事件的1/3是谣言。比如禽流感事件中有谣言出现，能说禽流感事件‘是’谣言吗？”

紧跟的一条微博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郑重其事地“建议媒体认真阅读原文，准确报道”。

对于此次事件中《北京晚报》在社交媒体上的遭遇，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新浪微博运营方的判定。该机构直接在《北京晚报》官方微博所发布的《微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微博上，打上了一行“发布不实信息”的字样。

由此，“‘微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是谣言”，这一被称为“谣言绕口令”的表述，由此成为了网民们争相传播的谈资。

媒体明显误读数据，从而引发轩然大波，《北京晚报》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严重的一例。更惨痛的教训，在笔者所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发生过一起。

2003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参考》在头版刊出了记者陈杰人写的《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称“武汉高校女大学生8%-10%卖淫，25%从事陪侍活动”，引发了社会的强烈质疑。两天后，《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刊出致歉声明，认为“该篇报道内容严重失实⋯⋯严重伤害了湖北省高校女大学生的感情，损害了大学生形象。”

实际上，这篇报道中的数据，是陈杰人对武汉地区个别卖淫女大学生的隐性采访时，获得的毫无旁证也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却直接使用进了报道中，由此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可想而知。

对于新闻报道而言，数据可以为读者提供简单精准的事实，清晰明了的说明，如果运用得当，能使报道简洁精炼，增添说服力和可信度。因为不管怎么说，一个经过调查统计或详细规划的观察研究，肯定会比随随便便的几个个案要令人信服。

然而，遗憾的是，错用或误读数据却是新闻媒体常见的事儿。在新闻单位，弄不清“同比”和“环比”、“翻几番”和“翻几倍”区别的媒体人不在少数，至于媒体犯下的各种跟数据有关的小错误，更是不胜枚举。因为编采人员数学知识欠缺而导致的误读，每天都在发生。

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进入网络时代后，网络民意开始在媒体上横行，“八成市民有购房意愿”、“五成受访者嫌黄金周太堵不出游”之类的报道，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传统媒体上，但仔细一读，却发现这些统计数据，往往只是来源于挂在某个网站上的一个网络小调查。

从统计学上来说，在网站上所做的调查，可被称为“自发性回应样本”型调查，愿意接受调查的人，通常是对某个议题有强烈感觉、尤其是负面感觉的人，所以他们常常才会不嫌麻烦地去回应。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网络民意调查没有一个是科学的，所获得的结果，最多只能代表所有参与调查者的意见，有时候甚至连这点也实现不了，因为有些网络调查有小礼品，不排除接受调查者因为看中礼品而乱填一气。

这样的“自发性回应样本”型调查也经常会产生闹剧。许多人可能还记得2004年杜蕾斯公司宣布的该年度“全球性调查报告”，结论竟然称：“世界范围内，每人平均拥有10.5个性伴侣。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

这次调查也是通过被调查者填写个人资料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这说明，“自发性回应样本”型调查不仅没有什么价值，甚至还会误导公众。

对于媒体而言，真正可以取信的调查，是“盖洛普”式的以科学随机抽样为基础的调查。国外媒体经常报道“总统的支持率上升或下滑百分之多少”，这并不代表调查了所有国民，样本量往往只有上千个，却能取得社会的广泛信任，这说明严谨调查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能实现与社会实际状况的吻合，由此获得社会的认同。

对于媒体而言，看到调查数据，一定要先考察调查方法，看是否值得信任。但即使可信，媒体也应注意调查的范围和结论，使用“置信叙述”，包含误差界限及置信水平，避免出现误读。

同样面对《新媒体蓝皮书》，同为北京都市媒体的《新京报》用的标题是《新媒体超3成热点事件‘生’谣”》，一个“生”字，既简练又精确，很见水平。

（完）

文章首发于2013年7月期《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