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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微信公众账号“赛先生”上线,浅蓝的背景色上显示,饶毅、鲁白和谢宇是“主编”。饶毅为北京大学教授、脑研究所所长;鲁白是清华大学生科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技体制的尖锐批评者;谢宇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3人为什么会联合起来运营一个公号?是想在新平台上继续大战风车——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病吗?这些,正是刺猬君想对话饶毅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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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大生科院大楼的时候,刺猬君被保安小哥拦了下来,小哥说得打电话给饶毅老师,让他下来接你。
刺猬君给饶老师打了电话,他很快就下楼来了。
两年多没见,除了肚子大了点儿,皮带退了好几孔,似乎一点都没变。他穿着件细条纹T恤,脸上明润而有光泽。
来接刺猬君的时候,正好有快递给他。他签名后,交给保安小哥,让他打开。刺猬君开玩笑说:怕里面都是送的钱吗?他回道:我怕是炸弹。
结果里面是一本书:《物种起源少儿版》。
刺猬君=C 饶 毅=R
C:我在您的科学网博客上看到,从2007年6月到现在,7年来您共发表了352篇博文,平均每周都要写一篇。
R:其中有些是媒体报道,也有一些文章是以前就写了的,大概是从95年就开始的。
C:为什么会想到做“赛先生”这个公众账号呢?
R:反正已经在写了,就都放在一起呗。
C:“赛先生”的名字是谁想到的?
R:这个名字是我们三个人跟编辑一起通过微信讨论出来的。
C:运营几天以后,反馈如何呢?数据怎么样?
R:这个我都不知道,我不管。
C:那有多少人订阅呢?
R:不知道,我也不管。
C:你们三个人做微信的话,怎样运营呢?
R:我们现在实行轮班制,这周是我值班。
C:你值班都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R:我就说,“从今天开始这篇可以发啊”。前两天他们没有问我,我觉得应该要问一下。
C:那稿源呢?这周的已经都约好了吗?
R:我们以前都没做过这些事,现在还在慢慢做,尽量希望每天都推送文章。刚刚推送的张益唐在北大的演讲是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演讲稿经他订正后,在我们这儿是首发。
我们希望内容基本都能做原创,也会派人去做些访谈。
C:您一般写文章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R:我很多东西几个小时就写好了。很多都的已经想好了的,平时打腹稿。有些科学史的文章是我正在写教科书的内容,花费时间较长。至于观点性的东西,三四十分钟就写完了。比如《告别自慰面对史实:复旦大学中国学专家宜补课》这种文章就写得很快,毕竟字数也不多。这篇文章里的观点很清晰,但我没有具体阐述观点的基础,因为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科学史学界、外国科学史学界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基本上没有争议。谁要争论,自己先看基本资料,或者就近问专家。
C:做公众账号的话写作量会增加很多吗?
R:我本来平时就会写些文章,现在相当于把不同平台的文章合在一起写,公众账号可以直接用,写作量并不算大。比如我之前就在写一些东西,刚好公众账号需要写发刊词,就干脆用了里面的一些内容。而且有了公众账号,还可以邀请其他作者也来写。
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科学前沿的论文也可以进行推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二十本科学杂志是必读的刊物,其中重要的文章我们就仔细读,这些仔细读的文章我们会要求实验室的人员也去读,一般性的文章就只是了解就可以了。
还有些文章是非常好玩儿那种,虽然跟我们的学科没什么关系,但也可以在公众账号上发。比如我这几天在《美国科学院院刊》看到一篇论文就很有趣,讲的是炒股人的脑内神经细胞活动。炒股赚了的人跟赔了的人的脑内神经细胞活动情况还不一样。这是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当然,这并不是我们三人的研究,但我们可以发给编辑,让他们介绍科学的进展,说清楚是谁做的研究,发表在哪里,这对大众而言是一篇很好的科学新闻。
我参与的部分都是举手之劳而已。平时看到的好文章,我也会寄给一些亲朋好友。
但公众账号不会像个人博客那样随意,比如不能无意义地争论,而是要有意义地讨论。
C:也就是说,公众账号的标准会更高一点?
R:对,比起个人博客,公众账号更有公益性、公共性。
C:以前在写博客时,您对自己的定位是“批判性的建设者”,是吧?
R:“赛先生”是科学文化的建设者。有没有批判性是另外一回事,但建设性是肯定有的。如果有实在看不过去的东西,我们也会进行批评。正常的批评,有理有据的批评,负责任的批评,应该受到欢迎。即使被批评者不同意某些具体观点,也应该尊重批评者的权利。
时下遇到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原则,要批判性地建设而不能简单地抱怨,要忍辱负重而不能和坏事同流合污。我们坚持说话,为正能量发声。
C:您回来也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文章这么多,批评这么多,您觉得科学界跟以前比有进步吗?
R:我觉得国内的科学是在往上走,但科学精神并没有往好的方向走,科学界的文化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是在恶化,当然这个恶化可能不止是科学界出现的问题,整个社会都有。挺可惜。
我说的一些东西,一方面是想有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另外,还希望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能够读到这些东西,等他们以后做教授,会有心灵上的影响。他们不读这个就去读别的东西了。很多人都在看《甄嬛传》,或其他厚黑的东西。
C:对,我在你博客里看到过你写的《甄嬛传》方面的东西。
R: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有“甄嬛化”的趋势。就是说,社会缺乏信任,人们对好事不积极,对坏事见怪不怪。
C:现在很多人都是以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行事。
R:随波逐流的人也很多。以前可能只是看着别人做,但自己不做,现在是自己顺手也做一点。比如说现在都在抓贪官,你抓下“贪兵”试试看,看能有多少人。仅仅靠抓贪官是不是就会贪污减少、官员道德提高?
C:这倒未必见得,有时候苍蝇比老虎还可怕。
R:对,所以我们不同的人就做些不同的事,我通过写些正能量的文章,寄希望于后面的青年学子,希望他们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一点正能量。
C: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推行反腐风暴,你觉得科学界需要反腐吗?
R:很多人都觉得科学界都需要反腐吧。
C:但是前不久,《南方周末》有篇著名教授写的名为《科研经费不应是反腐的主要对象》的文章。
R:我觉得各界应该同等对待。人家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都可以被抓起来,凭什么科学界有腐败就不能反呢?贪污腐败是违法行为,怎么能说科技、教育、学术界可以违法,别的领域就不可以违法呢?科技、教育、学术界如果没有贪污就不用怕;但如果有人贪污了,凭什么就可以不被抓?
C:这么多年来,您一直都在坚持讲话,现在看来,您觉得是“讲了”好还是“不讲”好?
R:这要看对象吧,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能因为我的一些话而得到正能量,自然是好事情。在中国这种畸形社会里,敢于说话的人自我利益肯定会受损害。
但我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我的批评都是为了建设。我提出来的意见都是很温和的,如果外界对这种意见都持尖锐态度,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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