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8年冬，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

　　进入江西时，文天祥就开始绝食，希望船到故乡吉安时饿死守节。由于押解人按着灌食，文天祥没能在家乡殉国，他便希望能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死在荒山野岭，而要在世人的关注下悲壮地殉节。所以，他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唯恐他投降，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投降，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却期待别人守节殉国。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王炎午。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做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不久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王炎午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一千八百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并誊写近百份，张贴于文天祥被押解途中可能经过的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等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一句话，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

　　王炎午之举并非个体行为，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被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 都希望他们能够以死守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被辱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贞节。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 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 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长达三年半。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为挽救南宋立下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

　　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好心”的劝死文；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气节，不用他们督促，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终于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是感慨，其中还有心安，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判定了。 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