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邺城，自曹魏建都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邺城地区也是佛教文化传入较早、传播较广、影响较深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邺城佛教可谓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以及佛教古迹、遗址可考，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邺城曾一度盛行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自东汉时期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后，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诸家传统思想、文化发生了碰撞与融合，遂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邺城作为后赵、东魏、北齐都城的优势地位，佛教得到了空前繁荣，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和汉化佛教的发源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续高僧传》卷10《靖嵩传》（《大正臧》卷50）记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寓内英杰，咸归厥邦。”正是当时佛教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据载，曹魏时期邺城初涉佛教。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曹植研究佛教梵呗，创作了《鱼山梵呗》，被称为“汉传佛教音乐——梵呗始祖”，揭开了中国佛教音乐史上新的篇章。

西晋末年，由于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日渐加深以及连年的战争，使人感到人生无常，因而，人们希望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和安慰来自西域的佛图澄（232-348）在邺城传道，通过石勒的大将军郭黑略会见了石，统治者为利用佛教加强自身的统治，大力提倡佛教，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佛教才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

十六国时期，邺城先后为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由于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佛教迅速发展，特别是后赵时期勒，以烧香、咒水、生莲花等道术取得了石勒的信服，授予其“大和尚”的称号，尊为国师，请他参与国家大事。石虎继位后，受石勒的影响，更加崇拜佛图澄，誉为“国之大宝”，极力推广佛教。佛图澄利用他受到石氏兄弟信任的机会，除在后赵传播佛教外，还对石氏兄弟进行劝谏。在石氏建立和巩固后赵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后赵政权的信仰和崇奉，这一时期佛教在邺城得以空前传播。据史料记载，由于佛图澄在后赵统治阶级中的尊崇地位，“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官宦富族多有建寺起塔之举。由于佛图澄对于佛教的传播并得到石勒、石虎的支持，佛教在后赵时期广泛流行，邺城“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 。后赵全国大建寺庙，遍及各地，百姓也纷纷剃度出家学佛。这一时期建立的知名寺院就有：天乐寺、法琳寺、中寺、昭德寺、白马寺、邺宫寺、受都寺。佛图澄的声望也远播内外，所历州郡兴立佛寺893所，弟子近万人。著名弟子道安、法雅、竺兰雅、竺法等人以及他们的弟子，大力进行传法和传承活动，将佛法从邺城传向了大江南北，推动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这时的佛学之风也深入民间，逐渐演进演化，邺城成为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源地。

冉魏和前燕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佛教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北魏前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信道士，厌弃佛僧，北方佛教一时受到打击以致毁灭，邺城地区的寺院也在劫难逃。公元499年，魏宣武帝继位，他崇信佛教， 复兴佛法，僧尼寺院急剧增加，佛教得到了很快发展。

     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东魏孝静帝将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并将洛阳僧徒和经卷都迁于此，其时名僧昙鸾为孝静帝所重，称“神鸾”。此时，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译经立说，门派纷起，上至皇宫，下到百姓，形成信佛热。系当时的邺地兴建许多寺院，佛教在邺城盛况空前，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

高洋代东魏称帝后，国号为齐，史称“北齐”，仍以邺城为都，高洋极其崇拜佛教，又大量兴建佛寺，使北齐佛教迅猛发展起来，北齐末年，邺城佛教达到了鼎盛，后主高纬把邺城三台宫舍辟为大兴圣寺寺所。后来，又把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境内）的尚书省舍施为大基圣寺，并州的晋祠舍施为大崇寺。佛教传播已到无孔不入、举国狂若的地步。据史料记载，此时邺城有寺院四千所，僧尼八万，全国寺庙有四万所，僧尼二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佛寺和僧尼数量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邺城做为国都，成为当时全国佛教传播活动的中心。

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高僧翻译了大量佛典。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等高僧，博学多识，东魏时随孝静帝去邺都，译出多部经书。北齐时，毗目智仙，在邺城金华寺共译《回诤论》《业成就论》《转法轮经论》《宝髻菩萨四法经论》《三具足经论》等译著；那连提黎耶舍，于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来到邺城，受到文宣帝的礼遇，住在天平寺。。从公元557年至公元568年，共译出《菩萨见宝三昧经》等七部五十一卷。

北齐年间的邺城义学研究也十分活跃。以研究华严《十地经论》为中心的相州北道派，在推进对《华严经》及其心性缘起、诸法圆融思想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北周武帝听信道士之言灭佛毁寺。公元577年，周武帝攻占邺城，邺城佛寺被毁。 但是邺城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僧尼的弘法活动也没有停止，一部分邺城佛教高僧，迁到皇都长安，在那里建立寺院，传承佛教；一部分高僧留在邺城，继续弘法活动。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与邺下佛教高僧的弘法宣教具有密切关系。邺城在北周灭佛和杨坚焚毁邺城中受到重创，邺城佛教也受到了空前的劫难。隋唐建立政权后，统治者大力倡佛，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佛教中心也由邺城移至长安，但邺下仍然是全国佛教文化的圣地。    

邺城从寺院布局到造像艺术均独创一格，邺城佛教上承北魏传统，下启隋唐宗派，“邺城模式”有继承，更有创新，其艺术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邺城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辉煌虽已成为过去，但仍有不少佛教文化遗存，如成安的二祖元符寺、匡教寺，安阳县韩陵山的定国寺，峰峰响堂山石窟等佛教遗存。近些年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一直致力于邺城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调查、考古勘探，并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2002年，在临漳县赵彭城村西南发现的东魏北齐佛寺方形木塔遗迹，出土了刹柱础石、塔基函、石雕大螭首、泥塑彩绘佛像、琉璃舍利瓶等佛教遗物，该项目考古评为了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2年初，在邺南城遗址东部的北吴庄考古发掘的佛造像埋藏坑，共出土文物2895件（块），多数为汉白玉造像，级别之高，种类之多，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充分证实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这两次重大考古发现，向世人证明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而形成的佛教中国化独特的邺城风格，同时也为研究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