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唐荣胡子墓志》所载“葵丘”地名为线索，以《春秋·僖公九年》所载宰孔路遇晋侯的细节为内证，结合《管子》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认为以“邺”为诸侯会盟之“葵丘”可以自圆其说。以“陈留外黄县东”之“葵丘”为诸侯会盟之“葵丘”的传统说法需要重新加以检讨。

　　就笔者而言，在校释《唐荣胡子墓志》之前，“葵丘”地望本不是问题。理由很简单，不管是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还是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春秋史与春秋文明》，都采用了晋·杜预《左传注》的说法。换句话说就是，学术界早已承认，齐襄公派“连称”和“管至父”戍守的“葵丘”就是“临淄县西的葵丘”，而齐桓公与诸侯会盟的“葵丘”就是“陈留外黄县东的葵丘”。两个“葵丘”同时存在，当然有些别扭，因此，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杜预曰：‘临淄西有地名葵丘’。又桓三十五年会诸侯于葵丘，当鲁僖公九年，杜预曰：‘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不同者，盖葵丘有两处，杜意以戍葵丘当不远出齐境，故引临淄县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会诸侯于葵丘，杜氏又以不合在本国，故引外黄东葵丘为注，所以不同尔。”[1]事实上，杜预的说法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定论，以至于元末明初的大画家，祖籍“陈留”的谢缙，晚年便自号“葵丘翁”[2]。

　　当然，不同的声音还是存在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浊漳水注》：“（邺）本齐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也。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邺西三台是也。谓台已平，或更有见，意所未详。”[3]又，《水经•淄水注》：“（系）水出齐城西南，世谓之寒泉也。……系水又西迳葵丘北，《春秋·庄公八年》，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齐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无庸戍之。僖公九年，齐桓会诸侯于葵丘。宰孔曰：齐侯不务修德而勤远略。明葵丘不在齐也。……余原《左传》，连称、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时为往还之期，请代弗许，将为齐乱，故令无宠之妹候公于宫，因无知之绌，遂害襄公。若出远无代，宁得谋及妇人，而为公室之乱乎？是以杜预稽《春秋》之旨，即《传》安之，注于临淄西，不得舍近讬远，苟成己异，于异可殊，即义为负，然则葵丘之戍，即此地也。”[3]626-628依笔者之理解，郦道元是同意将连称、管至父戍守的“葵丘”定于“临淄西”这一说法的，但对将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之“葵丘”定于“陈留外黄县东”的说法则似乎有所保留。

　　问题在于，杜预“葵丘在陈留外黄县东”的说法今已不知所据，而郦道元所引《春秋古地》谓“葵丘即邺西三台”亦语焉未详。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如果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持或否定，似乎无法加以判断。换句话说就是，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之“葵丘”地望，事实上并没有得到确认。

　　在整理《唐荣胡子墓志》时，笔者发现了一条有关“葵丘”地望的新证据，似乎可与郦道元所引《春秋古地》和《管子》的说法形成印证。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之“葵丘”，似乎不在“陈留外黄县东”，极有可能就在“邺城”。以下为笔者找到的一些证据：

　　一、《唐荣胡子墓志》载有“葵丘里”之地名

　　《唐荣胡子墓志》刻于唐玄宗二十九年（741）,1949年以后出土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具体地点不详，现藏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志石43厘米见方，厚8厘米，阴刻志文19行，满行19字，正行相间。盖佚。《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北卷》《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等均予收录，并刊有拓片或录文。志文云：“君讳胡子，字乾福。……枝分越岭，族茂邺墟。……开元廿九年闰四月廿二日终于葵丘里之第。……即以其年岁在辛巳十月己巳朔八日丙子，爰窆于邺城西南六里永固之原先茔次也。其地则：漳川后拒，逝水悠悠；驲路旁横，征尘逐逐。”[4]据之可知，在唐代的“邺县”，亦即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一带，仍有以“葵丘”为地名者。据《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5]这里的“邺”，无疑即后来之“邺城”，亦即今临漳县邺镇一带。试问，前有《管子》谓齐桓公“筑邺”，中有《春秋古地》谓“葵丘”即“邺西三台”，后有唐代邺县仍以“葵丘”为地名，产生“邺”即“葵丘”之联想，自然顺理成章。此其一。

　　二、“葵丘会盟”之时“邺”地似仍在齐桓公手上

　　《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曾论及“齐桓公首霸中原”：“在齐桓公的霸业中，有几次大的举措：一是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二是齐桓公二十五年（前661）狄人侵邢，桓公伐狄救邢。次年狄人又侵卫，杀卫懿公，齐桓公伐狄救卫。再隔一年，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另筑新城以安置之；迁卫剩余人口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使邢、卫摆脱狄族威胁，人民得以安居，国家得以延续，故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三是齐桓公三十年（前656），……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联军伐楚，……阻止了楚国的北进。四是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会盟诸侯于葵丘，周襄王派周公宰孔与会赐胙，使这次会盟成为齐国霸业成功的庆典。”[6]笔者以为，齐桓公“筑邺”当在伐狄救卫之后，“筑邺”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御狄”。须知，其时“邺”为战略要地，东、南有大河，北有漳水，西扼滏口陉。在邢、卫已被迁至黄河以南的情况下，“御狄”的任务似乎只能由齐国来承担。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邺”已经在事实上归属于齐国（名义上可能还属卫国）。“邺”归于晋，当在齐桓公身死、齐国霸业衰落之后。须知，在“葵丘会盟”57年之后，亦即公元前594年，晋国才灭赤狄于曲梁（今山西潞城县北四十里）[7]，此后晋国才可能沿“滏口”方向在太行山以东发展。换句话说就是，直到“葵丘会盟”之时，“邺”应该仍在齐桓公手上。此其二。

　　三、仅靠同名推断“葵丘”地望极易误入歧途

　　很明显，作为地名，“葵丘”并不具有唯一性。除杜预《左传注》提到的“临淄西”和“外黄县东”的两个“葵丘”外，《水经注》提到河东汾阴也有一个“葵丘”[3]628，再加上《春秋古地》和《唐荣胡子墓志》所载的邺县“葵丘”，已经有了4个“葵丘”。笔者以为，在历史上实际存在过，但未被传世文献记载下来的“葵丘”，恐怕还要更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葵”是一种古人非常熟悉的蔬菜，曾被称为“百菜之主”，在《诗经》《左传》《仪礼》《周礼》等先秦典籍中均有记载。理论上，只要某个丘陵地带适合种“葵”或长满了野生“葵”，就有可能被习惯性地命名为“葵丘”。因此，以某地有“葵丘”之地名即断其为诸侯会盟之“葵丘”，极易误入歧途。换句话说就是，在考证古代地望时，“古今同名”只能作为参考，无法构成关键证据。因此，仅据杜预“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之说，就将诸侯会盟之“葵丘”定于今河南民权县林七乡一带，无疑是不够慎重的。至于日本作家井上靖在民权捐资修建“葵丘寺”，应该是花了一笔不明不白的冤枉钱[8]。此其三。

　　四、齐桓公会盟诸侯选择宋地的可能性较小

　　所谓的“陈留外黄县东”，即今河南省民权县林七乡，当“葵丘会盟”时，其地属宋，且与宋国都城近在咫尺。“葵丘会盟”发生于公元前651年，此前一年，亦即公元前652年，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已经继位。须知，“他（宋襄公）于齐桓公死后，企图重整霸业。……当他在位的时候，宋与郑都相当强大。”[7]952笔者以为，作为盟主，齐桓公选择在君主强硬、国力不弱的宋国与诸侯会盟，而且一年之内进行两次，似乎不合逻辑。《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1]1490又，《春秋公羊传》：“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犹曰莫若我也。”[9]齐桓公之所以敢在会盟时傲视群雄、洋洋得意，必因有自家军队撑腰。换句话说就是，诸侯会盟，各国君主自然都带有卫队，但其规模必然无法与盟主之军队相比。否者的话，一旦乱将起来，不仅秩序无法维持，盟主之身家性命恐怕也难以保证。须知，在齐、鲁会盟时，曹沫就曾以匕首挟持过齐桓公[1]1487。有前车之鉴，作为霸主的齐桓公似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今河南民权林七乡就是会盟之“葵丘”，一旦宋襄公怀有异心或看不惯齐桓公的所作作为，齐桓公的安全势必无法确保，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他应该懂。其次，办盟会是要费力劳神又花钱的，宋襄公即使没有异心，似也不会做“雷锋”：把荣耀送给齐桓公，把麻烦留给自己。因此，笔者以为，“葵丘”应该不在宋国境内。换句话说就是，杜预所谓“陈留外黄县东的葵丘”应该不是齐桓公会盟诸侯之“葵丘”。此其四。

　　五、宰孔路遇晋献公似可构成“邺”即“葵丘”之内证

　　《史记•齐太公世家》：“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1]1490对此，《春秋·僖公九年》记载更详：“宰孔先归，遇晋侯（献公），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晋侯乃还。”[10]笔者以为，既言“西为此会”，则此“葵丘”非“临淄西”之“葵丘”已经毫无疑问。又，“宰孔先归”者，应是自“葵丘”返回洛阳。晋献公参加会盟，应是自曲沃（今山西闻喜）东来“葵丘”。二人既然能够相遇，则宰孔之去路与晋献公之来路当有“重合之处”。须知，晋献公东出太行，走“滏口陉”最为近便。设若“邺”即“葵丘”，则宰孔自“邺”西去，走“滏口陉”转“太行陉”，再渡河至洛阳，亦最为近便。如此，二人相遇于“滏口陉”一线就属于必然了。设若“葵丘”乃今之河南民权，则宰孔返回洛阳就没有必要走“滏口陉”，其与晋献公的相遇就不仅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了。此其五。

　　六、结论

　　综上所述，可得结论如下：

　　1、作为地名，“葵丘”在先秦时期没有唯一性，杜预“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一说，无法作为会盟之“葵丘”就在“陈留外黄县东”的关键证据。

　　2、以“陈留外黄县东”之“葵丘”对应会盟之“葵丘”，逻辑上有困难。

　　3、以“邺”为会盟之“葵丘”可与《春秋•僖公九年》所载宰孔与晋侯“路遇”的细节形成印证。

　　4、《水经注》所引《春秋古地》关于“葵丘即邺西三台”的说法，可与《管子》所载“桓公筑邺”以及《唐荣胡子墓志》所载“葵丘”地名形成证据链，故以“邺”为诸侯会盟之“葵丘”，可以自圆其说。

　　5、在更为确凿的证据（譬如出土文献或考古新发现）出现以前，虽然无法彻底坐实“邺”即诸侯会盟之“葵丘”，但以“陈留外黄县东”之“葵丘”为诸侯会盟之“葵丘”的所谓“定论”，似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

　　（郑开主编：《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2019）》，齐鲁书社2020年9月1版，第342-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