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传图书

河西宝卷图书

丝绸之路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它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使这里成为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荟萃之地。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美术、民俗等，通过保护传承，成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产品。

传唱千年的史诗《格萨(斯)尔》流传于中国青藏高原的藏、蒙、土、裕固、纳西、普米等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

　　《格萨(斯)尔》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史诗中演唱篇幅最长的，它既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这一为多民族共享的口头史诗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藏族、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无数游吟歌手世代承袭着有关它的吟唱和表演。

　　现存最早的史诗抄本成书于公元14世纪，1716年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是其最早的印刷本。迄今有记录的史诗说唱本约一百二十多部，仅韵文就长达一百多万诗行，而且目前这一活态的口头史诗仍在不断扩展。《格萨(斯)尔》是相关族群社区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

　　千百年来，史诗艺人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的角色，以史诗对民族成员进行温和教育。史诗演唱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信仰的作用，也具有强化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和影响民间审美取向的功能。

　　《格萨(斯)尔》在多民族中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动见证。此外，这部史诗还流传到了境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地区以及喜玛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周边地区。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是异常罕见的。

　　《格萨(斯)尔》艺人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却具有超常的记忆力和叙事创造力，通常的史诗演唱达到几万行乃至几十万行。

米拉尕黑（东乡语音译，“米拉”是小的意思，“尕黑”是哥哥的意思）是东乡族最著名的民间长诗，大约产生于明代，在东乡族民间口耳相传已有五百多年。长诗叙说一位名叫米拉尕黑的青年猎手在结婚前夕与心爱的未婚妻玛芝露分别，为了保家卫国而毅然奔赴前线。18年后米拉尕黑回到家，见未婚妻正被强盗凌逼，他战胜了强盗，与玛芝露一起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

　　这部长诗共五百多行，可说可唱，反映了东乡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向往和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作为反映东乡族根谱的口传历史教科书，米拉尕黑还充分展示了东乡族民间文学和民间语言的朴素简洁之美，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米拉尕黑不仅在东乡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河西宝卷主要流传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这是我国至今仍有讲唱活动的少数地区之一。

　　河西宝卷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俗文学。变文、俗讲和说经主要吸收和沿袭了敦煌佛经的结构，而凉州宝卷则在继承的同时将之进一步民族化、地方化和民间化，使其成为中国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形式。河西宝卷成熟、盛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文革”期间渐趋沉寂，开始走向式微。

　　河西宝卷有佛教类、历史故事类、神话传说类、寓言类四种类型，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主题多谴责忤逆凶残，宣扬孝道和善行。

　　河西宝卷的主要形式是讲唱过程中韵白结合，有说有唱，以“接佛声”为主要手段吸引听众积极参与演唱。白话是念卷人为了叙述故事情节、交待事件发展、铺叙人物关系、点明时间地点而采用的一种表演手法，以“讲”或“说”的形式来表现。而韵文则是为了寄寓善恶褒贬、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抒发爱憎情绪、烘托渲染气氛而采用的手法，以“吟”或“唱”的形式来表现。韵文体宝卷融会了各种曲调，亦加进了部分凉州民歌调，如《哭五更》、《莲花落》、《十劝人》等。

　　据调查，现存凉州宝卷脚本约有30卷，大多为木刻板和手抄本，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曾出现过一些油印本。酒泉宝卷已搜集到的词牌曲调和唱腔有七十多种，宝卷数量达七十多种（含存目）一百四十余本。

　　凉州宝卷是在敦煌俗文学的深刻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研究河西宝卷可对敦煌学研究有所助益。宝卷中劝人向善、助人为乐的精神，对父母尽孝、与兄弟和睦、同他人友好的品行和勤劳生产、爱惜粮食的美德等，对培养人们的良好品德、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均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