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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古籍丛书的收藏与鉴赏

                                                              作者 古槐蜂

我用力收藏北京古籍丛书已有十余年，十余年来搜集到北京古籍丛书60余种，包括不同的印本，总计200余册，总投资近万元。

北京古籍丛书是博大精深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浓缩，是饱含古代先哲心血智慧的结晶，是凝聚当代古籍整理专家不懈努力的硕果，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掌故轶闻、名胜古迹、诗词杂咏、人物传略、物产风俗等十分丰富的宝贵文献。同时，北京古籍丛书的装祯设计淳朴典雅、京味浓郁。至今，北京古籍丛书已出版了《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七十余种，曾受到国务院原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的赞许。北京古籍丛书的收藏价值也逐渐显现。

饱含古代先哲心血智慧的结晶，其中有：“孤心留取照幽墟”的孙承泽，从贬谪中克己发奋的朱彝尊，幽囚悲愤中著《酌中志》的刘若愚等。

凝聚当代古籍整理专家不懈努力的硕果，这些当代古籍整理专家有：北京古籍编辑部的总编辑赵洛和杨璐，北京师范学院教授雷大受，明中都研究专家王剑英，红学研究专家顾平旦，古籍版本研究专家李致忠，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荣孟源，文物研究专家赵其昌，古籍整理研究专家、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古籍整理研究专家、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康奉教授，北京地方文献研究专家王灿炽，清史研究专家秦宝琦等。

一、北京古籍丛书出版的历史

北京地方历史文献，主要指记载北京地方历史的专著。北京最早的一本地方历史书是《燕春秋》。可惜已经失传了。现存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献书是清代孙星衍辑校的《燕丹子》。从汉代到元代的北京地方文献，大都散失无存了。如汉代的《燕十事十篇》，隋代的《幽州图经》，唐代的《蓟门纪乱》，宋代的《平燕录》、《入燕录》，元代的《皇元建都记》、《大都志》等。

到了明代，记载北京的专书日益增多，《光绪顺天府志》统计有121种，当时存而可见的却只有十余种。如宛署杂记、万历顺天府志、燕都游览志、帝京景物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故宫遗录等。到了清代，研究北京历史的风气日盛。先后有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朱彝尊的日下旧闻等。

专门研究北京地方文献的情况。《光绪顺天府志》中的《记录顺天事之书》，是最早的记述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专题书目。1958年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整理了《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但建国后最先系统研究北京地方文献的是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灿炽先生。他著有《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和《燕都古籍考》。其后是，市志办巡视员谭烈飞的《北京方志提要》，再后是首都图书馆正在进行的《北京历史文献要籍解题》、《北京史料报刊资料类编》、《北京文献工具书辞典》三个课题的研究。《北京历史文献要籍解题》对历代以来记述北京历史的重要文献进行准确著录，并在解题部分考证作者简况、成书经过、主要内容、著述体例，并对文献进行整体评价；《北京史料报刊资料类编》以全文形式收录20世纪前半叶报纸、期刊所载北京史料，按专题分类编排；《北京文献工具书辞典》收录反映北京文献的工具书千余种。

北京最早的历史风土丛书。北京最早的历史风土丛书是1925年瞿宣颖编辑的《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后有1934年张次溪编辑的《北京史迹风土丛书》，1937年张次溪编辑的《北平史迹丛书》（二种），以及1938年张次溪编辑的《京津风土丛书》。

瞿宣颖，字兑之，湖南长沙人，长期居住北京，晚年定居上海，易名蜕园。北洋政府时期，瞿宣颖曾任职于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并就任国史编纂处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退出政坛，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教授。一生著述宏富，有《汪辉祖传述》、《方志考稿》、《长沙瞿氏家乘十卷》、《北平史表长编》、《中国历代社会史料丛抄》等，被称为方志学专家。

张次溪(1909—1968)，名涵锐、仲锐，字次溪，号江裁，东莞篁村水围坊人。张次溪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是清史馆名誉协修张伯桢之子。一生著有《北平志稿》、《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庙宇碑刻目录》、《陶然亭小记》、《燕都梨园史料》、《李大钊传》、《人民首都的天桥》等。1952年，张次溪将其父张伯桢修建的北京龙潭湖“袁督师庙”捐赠给国家，该庙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8月，将其父在京所建私宅“张园”十三间半房屋(今北京龙潭植物园内)全部捐献给国家。

北京出版社整理出版北京古籍丛书始于1958年。1958年邓拓从《人民日报》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主管文教，要北京出版社整理出版北京古籍。从1960年到1964年北京出版社共计出版了北古丛书19种，13册。1979年北京出版社建立了副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从1981年到今天北京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北古丛书54种，47册。 50年来，不包括再版的印本总计出版了73种，60册。如果把再版的印本加在一起，再加上全册书的册数，我统计了一下，总共有210余册。

二、来之不易的北京古籍丛书。

北京古籍丛书是饱含古代先哲心血智慧的结晶。

在北京地方文献中，明代以前的著作，保留得已经不多了。所有纪录顺天事之书，在清代初期还没有比孙承泽著《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更详备的。现存明万历本《顺天府志》（1593年刊印）仅有六卷，很是简略。明孙国枚著《燕都游览志》，有四十卷，但早已失传。郭造卿著《燕史》虽有一百二十卷，现仅残存三十四卷。

朱彝尊非常崇拜孙承泽。分别于康熙六年、康熙九年拜访孙承泽。他在《天府广记序》中说：“……北海孙退谷先生博学鸿览，多识轶事。初著《春明梦余录》，载先代典制景物，刊行传世，几使洛阳纸贵。复有《天府广记》，搜采广罗，文献彰著，洵为艺林之大乘，考核家藉此以为据信也。”朱彝尊还曾赋《退谷》诗一首：“退翁爱退谷，未老先抽簪。行药乱峰路，筑亭双树林。闲中春酒稞，静里山泉音。满目市朝贵，何人期此心？”孙承泽也有《春日送朱锡鬯 李武曾两文学游退谷》诗：“西山景色当春好，闻说往游兴爽然。嗟我衰年筇靠壁，羡君俊气马双联。路径石瓮皆陵树，桥过青龙见玉泉。若到退亭应有句，题诗须近石墙边。”

《春明梦余录》主要记述北京的历史掌故、典章制度和名胜古迹。“春明”原为唐都长安三座东门的中门之名，后作为“京城”或“都城”的通称。孙承泽仿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诸书之名，而名曰《春明梦余录》。

孙承泽生活在明末清初动荡纷乱的时代，一生经历坎坷。孙承泽字耳伯，号北海，顺天府上林苑人（今北京市大兴县）。崇祯四年，中辛未科进土。崇祯朝官至刑科都给事中。

甲申之变，李自成进京。孙承泽先是“入玉凫堂书架后自缢”，被书房里的仆人解救；继服片脑，又呕出；继投井，又为仆救。孙承泽在解悬、呕药、挽溺之后，被大顺军逮捕。大顺取代明朝。孙承泽降附大顺，被委任为“四川防御史”。受职后，未就任。李自成山海关兵败，旋撤出北京。孙承泽遂“潜回上林，养疴村落”。清军人关，孙承泽仕清，官至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顺治十年，在满州贵族统治集团两派角逐中，孙承泽被挤下台。

孙承泽退食后，杜门却轨，不问朝事，在前门外章家桥西的孙公园和西山卧佛寺旁的退翁书屋专心致志地从事撰述。（2004年出版的《北京市海淀区志》862页记述说清顺治十一年，著名学者孙承泽筑室于西山卧佛寺旁“水源头”，在此著书立说。北京植物园设置的导游介绍牌，并将民国时期周肇祥修建的“水流云在之居”认定为就是孙建的退翁书屋。我认为是错误的。根据《天府广记》第三十五卷“附退谷”一节记述，退翁书屋和退翁亭应在卧佛寺西边隆教寺遗址稍西偏北一点，现存古槐树的北面不远，二块隆教寺遗碑处。

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等书记载，孙承泽先后著书四十三种。在众多著述中，记述考订明代朝章典故用力最勤，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为着力。其中以《春明梦余录》一书最为突出。《春明梦余录》共收录明人奏疏二百六十三人，四百五十五篇，又内阁、六部等公疏二十三篇。而崇祯十一年选辑的编选时间最晚、搜集文集奏疏最多、卷帙最大的明代总集《明经世文编》（1962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16开，全六册）仅收录了其中的九十八人，一百九十五篇。《春明梦余录》所收的夏言、张璁、张居正、王家屏、高攀龙、叶向高、沈鲤等人的奏疏，大部甚至全部未被收入，孙承宗、魏大中、蒋德景、黄道周、倪元璐、南居益等人的文集奏疏则未及收入《文编》，至于朱国桢、王嘉谟（模）等绝大多数未有文集著录者，多赖《梦余录》引录而传世，所录孙承泽本人奏疏十四篇，因未刊文集，也赖《梦余录》保存传世。《明经世文编》所未及收入的一百六十五人，基本上都是启祯时代的人。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著录说：“……于明代旧闻，采摭颇悉。一朝掌故，实多赖是书以存。且多取《实录》、《邸报》，与稗官野史据传闻而著书者，究为不同。故考胜国之轶事者，多取资于是编焉。”

孙承泽初录东林，继降大顺，终入清朝。他鼎易其主，三遇坎坷，晚年闭居，学志弥坚。康熙十五年（1676年）卒，年八十四岁。临终前曾赋诗云：“进退死生两大事，孤心留取照幽墟。” “进退死生”是他三遇坎坷的真实写照。“孤心”包含他对崇祯帝的忠心，也有降大顺，终入清朝的孤负之心。“留”，是勤奋著述，留存崇祯帝的史迹。“照幽墟”是照亮阴间，去见崇祯帝。这是我一家之言的诠释，仅供参考。孙承泽在髦耋之年，逆境之中，矢志不渝，勤奋著述，最终还是博得了后人的尊敬和赞誉。

北京古籍丛书中著名的一部书是《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年，弘历叫窦光鼐、朱筠等根据《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的。由于敏中、英廉任总裁，所以书前有‘钦定’字样。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过去最大最完全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

日下，就是京都，这里专指北京。唐初诗人王勃《藤王阁序》有句：“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以后就把日下比作长安，比作京都。

《日下旧闻》是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他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共分十三门，四十二卷。朱彝尊在自序中说：“……彝尊谪居无事，捃拾载籍及金石遗文会粹之，分一十三门，曰星土、曰世纪、曰形势、曰宫室、曰城市、曰郊区、曰京畿、曰桥治、曰边障、曰户版、曰风俗、曰物产、曰杂缀，而以石鼓考终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书昆山徐乾学见之，谓其可传，乃捐资俾锓木。计草创于丙寅（康熙二十五年）之夏，录成于丁卯之秋，开雕于冬，讫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九月而竣。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早年曾参加过抗清活动。康熙十八年（时朱彝尊五十一岁）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开博学鸿儒科。参加考试者共一百四十三人，录取五十人。朱彝尊、严绳孙、潘耒、李因笃、陈维崧、汪琬、汤斌、毛奇龄、施闰章、尤侗等均被录取。其中朱、严、潘、李四人以布衣入选，时称“四大布衣”。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年入值南书房，“命紫禁城骑马，赐居禁垣东，数与内廷宴”。翌年元日，“南书房宴归，圣祖仁皇帝以肴果赐其家人”。由此可见，朱彝尊平步青云，得到康熙帝的宠信。但是，朱彝尊也遭到他人的嫉妒。是时，“彝尊正在编辑《瀛洲道古录》，私以小官吏抄写四方经进之书，被学士牛钮所劾。康熙二十三年，朱彝尊初罢禁职有《自禁垣移居宣武门外诗》：

“诏许移家具，书难定客踪。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

又有《古藤书屋送人诗》：“我携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藤苗。夕阳倒影射柽柳（落叶小乔木，也叫三春柳或红柳），此时孤坐不自聊。”（古藤书屋有古藤2株，柽柳一株，太湖石三五。）

从这两首诗里可以感觉到朱彝尊被贬谪后非常失落痛苦的心态。到康熙二十五年夏，朱彝尊从贬谪中克己发奋，他克服了被谪 禁垣 之痛和牢愁 羁旅之思，决心排除万难，抢救文献典籍，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渊博的学识，在短暂的一年中编纂成《日下旧闻》。

北京古籍丛书也是凝聚当代古籍整理专家不懈努力之硕果。

2006年第3期出版史料刊登了赵洛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地方编辑的零星回忆》。赵老是原北京古籍编辑部总编辑。记述了老一代古籍整理专家整理出版北古丛书的甘苦。

邓拓对初版《宛署杂记》的批评。1961年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宛署杂记》在出版说明中说：“……沈榜是有一套统治搜括经验的，所以后来升任户部主事。”并说这本书是办差的记录，剥削的账本，对沈榜评价不高。出书后，邓拓曾告诉北京出版社原社长王宪铨，说对沈榜提法不当，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于是，1962年5月再版时改为沈榜“在宛平任内，颇能留心时事，搜求掌故……编著《宛署杂记》。”

明沈榜著《宛署杂记》是来之不易的一本书。这里还有一段是书发见的故事。是书刻印于明万历二十一年。这本书出版后，颇受当时人士的注意，同年稍后出版沈应文等编纂的《顺天府志》的艺文志内 即抄录了此书 谢杰的序文，明崇祯年间刘侗等著的《帝京景物略》上也说到它。但到康熙初 编纂宛平县志时却没有见到此书。朱彝尊编纂《日下旧闻》，博及群书，也未得见。乾隆间编纂《日下旧闻考》，广征博引，然而也未搜集到此书，故无法增朴。《明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也没有著录。由此可见，是书在清代前期已属稀见之本。然清光绪年间修《顺天府志》，此书刊本却突然出现，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纪录顺天事之书》著录说：“沈榜《宛署杂记》，二十卷，存，刊本。榜见《官吏表》。此后，这部志书竟不知藏于何处。1942年5月，《中和》杂志三卷五期发表了《京报》记者傅芸子《沈榜宛署杂记之发见》一文，记述其寻找和发见该书的经过说：“治北京历史风土者，莫不知明有临湘沈榜《宛署杂记》一书，然均未见其全豹也。……余尝憾未见斯书，曾遍检国内公私各书目，均无庋藏者，是沈书今已绝世矣！余前赴东京前田侯邸 尊经阁文库观书，偶于书目中发见此书，为之大喜逾恒，清初诸学人渴想未见之书，不意余于二百年后之今日，获睹于海外，岂非奇缘！”此文发表后，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注意。后北京东方文化委员会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摄自尊经阁文库的该书胶卷，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1961年北京出版社据此胶卷，点校铅印，遂使此书得以广为流传。

《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的标点错误。《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并点校。路工是通俗文学研究者，又是藏书家，还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同志。应该说不会出问题。但到1962年出书，意料不到的事来了。书信像雪片而至，不少读者的信却是指出标点错误的。《续都门竹枝词》的骈体文句标错了，意思就变了。引录如下：

“当兹旅馆之风凄，实感旧游之星散，都无凭著。絮舞心头，若有激扬；澜翻腕底，于是探喉而出。磈礧一销，信笔而书。诙谐间作，或写……”

读者指出应标为：“当兹旅馆之风凄，实感旧游之星散。都无凭著，絮舞心头；若有激扬，澜翻腕底。于是探喉而出，磈礧一销；信笔而书，诙谐间作。或写……”

读者来信是对的，仅仅换了标点，意思大不一样。1982年1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的《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进行了改正。

《石渠余纪》标点的错误。1985年2月北古出版的《石渠余纪》第24页纪免徭役：“案本朝丁口之赋，谓之丁徭，银亦曰徭里银。是丁与徭合也。”应作《石渠余纪》第96页记载十三衙门。“自顺治十二年命工部立十三衙门，铁敕禁宦官窃权干政。”应作“自顺治十二年命工部立十三衙门铁敕，禁宦官窃权干政。”

可惜，上述标点错误在2001年2月再版《石渠余纪》时仍然没有改正。

幸存的《日下旧闻考》点校稿。“文革”结束后，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洛想起从前标点好的《日下旧闻考》。这稿本还在不在?他遍寻社内各部门，寻找原稿存档处，都说没有见过。有一天偶然问起资料室的韩有生。韩是资料室管理图书的，说有哇。原来《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大书，都是北京出版社决定由图书资料室收购作为稿本借给编辑组标点。韩取出青布面包装八大函书，虽满是灰尘，赵洛等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宣颖用红墨水、老报人左笑鸿又用蓝墨水标校字样，大喜过望。赵洛赞誉：约在1978年，北京出版社考虑古籍容易出错，又请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于杰用《日下旧闻考》的另一版本互校了一次。于杰用黄墨水，至今稿本三色俱陈。

这本书于1981年10月出版，1982年春正值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会上谭其骧、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专家争着要买，说北京古籍出版社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耗费巨款出版的《光绪顺天府志》。1981年初《日下旧闻考》还没有出书，赵洛想起标校另一记载北京的巨著《光绪顺天府志》，请示领导后，请左笑鸿、张友鸾两人标点。恰此时张友鸾校改他自己写的《金陵粉墨图》，没有空，就由左笑鸿一人承担。1982年陆续发稿，1988年初出书。

对于排印十六册共近七千页的巨著，北京古籍出版社充分估计到它的难度。尤其如天文表、方言、关榷、田赋等都很专门，所以曾分请康奉、周南、李宏、张中行、杨韵九、蔡蕃、王灿炽、刘宁勋等校订部分章节。赵洛通读全书。排印如此巨著要耗费巨款，出版社赔了许多钱。因而校订费也很低，但校阅者十分努力。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正值香港谈判，他说白天折冲尊俎，晚上发思古之幽情。由此可见校阅者的艰辛与勤奋。

李一氓要出的两本书。1981年李一氓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很关心北京古籍工作。1982年他给北古来了一封信，说“你们已刊行北京各种竹枝词，似可扩大，印《启祯宫词》……”。赵洛阅读《启祯宫词》时，感觉写[明]天启、崇祯两朝事，比较单薄，能不能像李老说的扩大，把建都在北京的辽、金、元、明、清的宫词都汇集出书呢?关键是能找出多少写这几个朝代的宫词的书。

赵洛想起琉璃厂中国书店的雷梦水。雷梦水，河北冀县谢家庄村人，1921年出生。只读过六年高小，15岁起随舅父孙殿起在北京琉璃厂通学斋当学徒，从事古旧书收售业务。几十年间，收获了著述的七、八本书和“满腹关于书和爱书人的掌故轶闻”。著有《书林琐记》、《古书经眼录》、《北京风俗杂咏》、《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室名别号索引》等。赵洛去找他，不想几个月后，他居然背了一个大蓝布包袱来，打开一看，正是北京古籍需要的北京这五个朝代的宫词。于是分开请高明的专家点校，又补充文集、诗集中能找到的宫词，于1986年出版了[清]吴士鉴等著《清宫词》， 1987年出版了[明]朱权等著《明宫词》， 1988年出版了[元]柯九思等著《辽金元宫词》。圆满完成了李老交给的任务。

后来李一氓又拿来民国初年陈师曾画的《北京风俗图》，请北京古籍出版。

陈师曾（1876-1923年），名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朽者、朽道人、道子等。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参与维新运动。其父陈三立，近代著名诗人。其弟陈寅恪，著名历史学家。陈师曾1902年留学日本，1910年归国，1913年秋到北京，主要致力于美术教育，擅诗文、书法、篆刻，尤工绘画。著有《中国绘画史》、《陈师曾先生遗墨》、《槐堂诗钞》、《不朽录》、《染仓室印存》等。

陈师曾所画是北京平民生活，如捡破烂的、淘粪的、卖糖葫芦的、斗雀的等，还有婚葬嫁娶风貌，一一呈现。加上有姚茫父、何宾笙、陈止、程康、金城、郑午昌、童大年、叶恭绰、马公愚、陈楼、张启后等的题词、题诗，很是珍贵。陈师曾的这部册页，在他逝世后辗转相传。张志鱼在跋语中说：梁启超曾以七百金购藏，日本人又出千金索骥，未能如愿。册页后来流落民间，二十世纪50年代由国家收购，藏于中国美术馆。姚华的《绿猗室京俗词》为李一氓所藏。李老送来的是20年代琉璃厂印的珂罗版黑白画面，近代已少见。北京古籍正拟印刷，这时责编林红从一本美术刊物上看到原作，现存中国美术馆。北古找去，竟发现原作是彩色的。商得领导同意，决定用彩色影印，使《北京风俗图》首次按原作彩色精印。

后来姜德明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北京古籍出版社编辑们事业心也真强，他们千方百计地觅得了陈师曾的原作，竟然发现《北京风俗图》是彩笔。他们破釜沉舟地决定以原貌与世人见面，这种魄力令人感动。”陈师曾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儿子陈封雄见书大喜，说他们家四人同入《辞海》(曾祖宝箴，祖三立，父师曾，叔寅恪)，出此无愧!

靠手工抄录本点校的《天府广记》。1962年北京出版社排印《天府广记》是靠手工抄录本点校而成。原来北京图书馆藏有《天府广记》三十二卷钞本共二十册。那时北京图书馆还没有复印机。他们只能逐行逐字将它钞录下来。但是根据著录，这部书有四十四卷，从第三十三卷以下，尚缺人物二卷，名胜、川渠、名迹、寺庙、石刻、陵园各一卷，赋一卷，诗三卷。缺少的十二卷，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恰好是与北京的史迹最密切的部分。经过进一步调查，後来果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四十三卷的钞本，又从第三十三卷起补钞了十一卷，虽然已有四十三卷，但还不能算是全部。其後又发现北京图书馆还有一部残缺钞本，确有第四十四卷，因而钞录补齐，虽然仍有缺页，但所缺少的仅是最後一卷的几首诗。同时他们又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本书的四十三卷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本书的残缺钞本。他们参照各种钞本和《春明梦余录》刊本，调整了编排的次序和门类的名目，统一了原来参差不齐的正文和附录的格式，校订了一些脱漏的误字，增加了标点。比起现存的各种钞本，1962年出版的《天府广记》是比较完备的本子。

雷大受点校《佳梦轩丛著》。《佳梦轩丛著》清奕赓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清代笔记。由北京师范学院雷大受教授点校。

北京古籍出版社在校点《丛著》时，雷大受为点校此书花费了不少心血，惜未能出版他就于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病逝，令人悲痛万分。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杨璐曾题写挽联：“丛著须付梓，否则编辑何以为编辑；夜台望承风，看来先生毕竟是先生！”。

《春明梦余录》的点校专家王剑英。王剑英，江苏太仓人，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自幼酷爱文史。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当编辑，编审。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曾被借调参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担任历史地图组组长。王剑英著有《明中都》和《明中都研究》。一般人只知道明代有北京和南京，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安徽凤阳的明中都。按王剑英考证明中都的建筑规模不亚于北京和南京。王先生病故于1996年10月。

《春明梦余录》一书是1949年王剑英在燕京大学时，侯仁之向他介绍的。后来王剑英研究明初营建北京历史和明中都时经常参考它。因此，北京古籍出版社请他点校《春明梦余录》。《春明梦余录》引经据典，卷帙较繁。王剑英从1985年冬开始，经过整整两年，到一九八七年冬才点校完毕。接着，为写《前言》又用了将近半年时间。

三、北古丛书的版次特征与收藏

北古丛书的封面设计充分体现了古香古色的古籍特色。北京出版社及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古丛书的装祯设计主要有五种模式：一是，1960-1964年出版的素面设计；二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60年代设计基础上添加云纹，以上装祯设计人是北京出版社的侯叔彦；三是，书内衣蓝布精装设计，浅米黄色纸制书外衣。装设计人是北京出版社的美编巢志龙。四是，带有古图画图绘的封面设计，以鸿雪因缘图记为代表；五是，2001年再版的新式设计。装祯设计人是王晖、岳伦、湘晋。

1960-1964年出版的素面设计：颜色，浅土黄、土灰、土绿等；平装、勒口；封面左侧古籍书签式设计、白底黑色框，书签内题写黑色楷体书名，右上侧是北海公园白塔的插图，右下侧竖排朱红色篆字 “北京出版社”。用纸：粗糙再生纸。

80年代添加云纹的改进设计：在60年代设计基础上，封面加了暗显的云纹；平装、勒口；封面左侧上端古籍书签式设计，白底黑色框，书签内题写黑色楷体书名；右上侧是北海公园白塔的插图，右下侧竖排朱红色篆字“北京古籍出版社”。

书内衣蓝布精装本设计：书内衣深天蓝色布面，有凹式古籍版框设计，版框中央上部题写烫金楷体书名，下部印鉴式竖排朱红色篆字“北京古籍出版社”。

书外衣米黄色、勒口。书外衣封面左侧有书签式洒金地黄色框，书签上端题写黑楷体书名、下端竖排红色篆字“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1年2月精装本设计：书内衣红棕色，书内衣封面有烫金古籍版框式设计，版框上端横排烫金宋体字“北京古籍丛书”。版框中央又有烫金古籍式书签，书签框内题写烫金楷体字的书名。

书外衣勒口，封面上半部黄红色、下半部浅灰色 ，下端隐显北京的某条胡同；书外衣封面左侧是古籍书签式设计，红底黑色框，书签内题写黑色楷体书名，书外衣封面右侧采用古籍版缝式黑框，上下均置鱼尾图形，版缝式框内黑色宋体“北京古籍丛书” 书外衣封面右下侧还竖排朱红色篆字 “北京古籍出版社”。

带有古图画图绘的设计：以鸿雪因缘图记平装本为代表。墨蓝的封面印上银白色线条的三幅图画。这三幅图画分别是从《鸿雪因缘图记》书中摘取的《西湖问水》、《铁塔眺远》、《金鳌归里》。西湖是杭州的西湖。铁塔是河南甘露寺的铁色琉璃塔。金鳌即北京的金鳌玉 虫东 桥（即今北京的北海大桥）。封面的左侧是仿古籍书签式设计。书签里面题写书名。这样的封面设计古香古色，令人赞叹不已。可惜正麽好的装祯设计人是谁没有载入是书的封底。此设计人是北京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陆键秋。并获设计奖。

《鸿雪因缘图记》是清代麟庆用图画的形式记述身世和经历的作品，分为三集，每集二卷，共图二百四十幅，记二百四十篇。“鸿雪”出於苏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麟庆把自己的经历，请画家绘出，自作文字记述，好似飞鸿踏在雪地上，留下一些痕迹。书中有很多山水名胜的记游。又由於作者各处作官，接触朝野，涉及山川、古迹、风土、民俗、河防、水利、盐务等等，反映了道光年间广阔的社会风貌。

麟庆字见亭，满族人。生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在满洲八旗中属上三旗的镶黄旗。他的七世祖达齐哈又以军功“从龙人关”，所以被称为“金源世胄，铁券家声”。麟庆以嘉庆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升兵部主事。道光三年出守安徽徽州知府，四年调颖州知府，九年升河南按察使，十二年任贵州布政使，十三年升湖北巡抚，十四年擢总督江南河道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九年兼署两江总督管两淮盐政。可知作者自科举 入仕途是一帆风顺的。由於起家科名，职领封圻，这就使他能周游黄河南北、大江东西。兼以性好探历史旧事，搜寻名人遗踪，“探二水三山之名胜，搜六朝五季之遗闻”，这些名胜古迹，今天或存留或废弃。有了这部图记，对於旅游、历史、文物等等，都会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资料。

《鸿雪因缘图记》中的记载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当时记述或事后回忆，应该是真实可靠的。如扬州的文汇阁、梅花书院、桃泉书屋……现在或看不见了，可从书中能看出当时的建筑景象。又如黄河合龙时要敬祭河神，投掷五色粽子以禳浮尼（意消灾），高悬九莲灯，以度幽厉，这幽厉就是河上抢险落埽投入水中的河工，可见防河抢险时劳动人民牺牲不少。镇江的金山现在已连在陆地上，书中记述当时还孤悬扬子江中。由於作者见多识广，书中保留不少传闻逸事。

作者另一个熟悉并用力抒写的是北京。这是因为他家老宅在鼓楼东，祖坟在安定门外，童年、青年和晚年都在京都度过。道光二十二年黄河在桃北崔镇泛决口，麟庆未能先事预防，革职后即住在北京，其间除二十三年在黄河工地上效力并充库伦办事大臣外，都在京养病游览。所以第三集自《金鳌归里》後，大多是有关北京的记述。这些图画其中有：昆明望春、二闸修楔、潭柘寻秋、卢沟侧骑、仙桥敷土（麟庆的曾祖考、曾祖妣，先考、先妣先茔在此）、架松卜吉、戒台玩松、秘魔三宿、香界重游、净业观荷、宝藏攀桂、卧佛遇雨、碧云抚狮、大觉卧游、玉泉试茗、天坛采药（所产益母草最良）、夕照飞铙、居庸挹翠、丰台赋芍、房山拜陵等。他写西山宝藏寺的桂花，房山金代的陵寝，城里夕照寺的飞铙，（碧云寺的石狮，都写得很有味道，保留了不易得的材料。夕照飞铙图中有僧人表演飞铙的生动画面，记述中说：“有僧杲堂善飞铙，著名于时”。并说：“是日 在山门演飞铙经，妙音法曲，恍若步虚。执事僧均披织龙袈裟，持铙者飞舞盘旋，能传师教……”。如此妙音法曲的表演是否出自东城区智化寺的“京音乐”呢，我看值得待考。夕照飞铙还记述了南金台、法藏寺塔、万柳堂（拈花寺）等名胜古迹。图中就有法藏寺塔和万柳堂。他写圆明园南宫门外前湖中间夹了辇道，左右如两扇，俗称扇子湖。这个湖是乾隆二十八年浚治而成。还写了什刹海的烟波景色，写什刹海古寺房舍三十多间相比如号舍，佛殿亦分为一舍，引用法式善的诗：“梵宇俨号舍，而名什刹海。”图中绘出庙宇房舍鳞比的状况。书中又写积水潭夏日盛开荷花，北岸有净业寺。南岸土阜隆然，有华陀庙建其上，俗称高庙，面临曲巷，背枕全湖。寺僧 在庙后营广榭，缭以短垣，洞启北窗，城楼山寺，俨然图画。这些描述使我们增加了对道光年间北京情况的了解。

麟庆还用细致的文笔来描述自己的住宅——半亩园。图画名是《半亩营园》其地本是清初贾汉复的园子，园艺家李笠翁作贾的幕僚时，帮助叠石成山，引水作沼。麟庆购得此园，倩工修复，绘图荡样，皆亲自设计。除正房轩堂斋阁外，还有琅缳妙境，玲珑池馆、潇湘小影、云容石态、庵秀山房等建筑。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这是一处建造得很幽雅的有多处四合院外带庭园的宅子。其中的拜石轩除了原有的叠石外，还罗列了麟庆从四方收集的各种奇石，轩中又陈设石屏、石刻、石牌，壁悬石笛、石箫，这个石室的摆设是富有艺术意境的。

《鸿雪因缘图记》的文字是清新可喜的，流畅简练，美妙自然。如由河南、湘西入贵州，一路奇山异水，写得很有风趣。写洪泽归帆：“雨则 时洒时止，云则 载阴载阳”。《鸿雪因缘图记》的图画由江春泉，陈朗斋、江惕斋所绘。江春泉从道光七年作麟庆的幕僚，就为他作画，第一集是他的作品。第二、三集为陈朗斋、汪惕斋所绘。

《鸿雪因缘图记》有道光二十九年扬州刻本和光绪十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原画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鸿雪因缘图记》据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影印。

北京古籍丛书大部分是易于阅读的点校本。例如，《酌中志》一书，以往主要靠《海山仙馆丛书》一种刻本行世，其余的抄本多秘藏于各大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手中。就是那毛病很多的刻本，也因在丛书中而很少拆单卖，一般读者难以购买。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排印本，则主要以道光刻丛书本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内府抄本比对，融汇而互相补充，并有若干“理校”堪称极佳的整理本。

再一例：《帝京景物略》，原刻本少见，过去常用的多为几种删节本，特别是纪昀删节改订本，与原本相去甚远。纪昀删去了全部的附诗，于石鼓篇中删去五百多字，首善书院篇删去一千多字，灯市篇删去二十多字，李卓吾墓篇则全删。纪昀删削或有他的道理，但把《帝京景物略》全部的附诗和背叛封建思想的李卓吾的记述全部删削，实在使人感到非常遗憾。北京出版社则据原刻本整理点校，堪称为较原本更上一层楼的精本。

富有鉴赏品位的精装本有：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析津志辑佚、养吉斋丛录、石渠余纪、光绪顺天府志、雪桥诗话、雪桥诗话续集、雪桥诗话三集、雪桥诗话余集、西关志、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佳梦轩丛著等。

富有鉴赏品位的影印本有：鸿雪因缘图记、唐土名胜图会、北京风俗图、泛槎图等。

因此，北古丛书的收藏价值极高。例如1981年出版的平装本《日下旧闻考》，全八册，十品书现在的购买价格约在1000元左右，是原书11元售价的90倍；1984年出版的《鸿雪因缘图记》全三册、精装本约在1000元左右，是原书11.8元售价的85倍；1985年出版的《唐土名胜图绘》上下全二册、平装本约在1000元左右，是原书15元售价的66倍。

北古丛书中的一些版本也已经不易寻觅。例如：1986年出版的《北京风俗图》，1987年出版的《北京风俗杂咏续编》、《明宫词》，1988年出版的《辽金元宫词》、《清宫述闻》，1990年出版的《百哀诗 驴背集》、《西关志》，1991年出版的《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1994年出版的《佳梦轩丛著》、《酌中志》等。

通过系统收藏北京古籍丛书，使我逐步涉猎旧图书的收藏。目前藏书约5000册。以收藏文史类图书为主。大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少量是解放后出版的。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寻觅搜集、并把读书撰述作为奋斗目标，在人生的坎坷旅途中实现了质的飞跃。使我从一名生长在崇文区的穷孩子成为北京市从事地方志编纂队伍中的一名编辑。2001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北京志••纺织工业志》、2002年《北京工业年鉴》、2003年《北京工业年鉴》、《北京工业志•综合志》、《百年崇文图鉴》、《崇文风雅》等史志类书籍的编辑工作。增长了学识，结交了朋友。

我深信高尔基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之阶梯”。藏书是福，藏书是缘。辛勤的耕耘，给予你的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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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10-2011总第六期《北京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