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前世兴衰 考当今得失

熟读《资治通鉴》，以历代兴亡的历史作为镜子，来考察当今的利弊得失。让统治者观古知今，以史为镜，从历代王朝的理乱兴衰之中鉴察得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巩固统治，而且也便于后世之人读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有基本规律，也有具体规律，比如，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具体规律。

我们知道，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同样的事物，具有同样的规律；只要客观条件具备，规律就可以强硬地表现出来。认识规律的这种特点，我们就可以掌握规律，运用规律。我们在建立或者调整生产关系的时候，必须认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建立起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的兴衰成败经验，就是认识历史规律及其要求的客观条件。当然，时代不同，条件不同，规律的表现也很有所差异。所以，我们还必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新实践，采取新方法。

司马光曾认为，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一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坚辞朝官，获准“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

到了元丰七年，该书编纂完成，共花了大概十九年时间。成书后，元丰八年，黄庭坚、范祖禹、司马康、张舜民等奉命重新校定，元柘元年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而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整个编纂过程，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编纂过程中，司马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对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故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钦赐书名《资治通鉴》，由此看出该书编写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在于“资治”二字。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兴衰的记述，总结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服务。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二是反复强调治国之道关键在于用人的道理，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伟人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领导干部的水平，是领导者能力素质的综合体现，包括文化思想、组织协调、决策判断、贯彻执行等多个层面。领导水平的养成需要全面培养，借鉴历史经验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通道。“欲为一世经纶手，须读数本紧要书”，就告诫人们，要想挑得起担子，办得好事情，就不能忽视学习，不能忽视历史经验与教训。

在中国古人看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素养，是治政之必备。从知识属性来说，历史知识是实践知识。它与文学知识、艺术知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过的现实。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揭示的就是由读史而悟出的历史规律，无疑对现实具有警戒与指导意义。西塞罗说过，一个不懂自己出生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马克思甚至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历史知识的实践性而赋予其相当的价值。

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的国家，也有着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递进体系记录。由此，历代史官也就被赋予了独特的书写权力。司马迁虽然被处以腐刑，受尽侮辱，却发奋著述，创作了不朽的《史记》，不为汉武帝隐恶；宋太祖园中弹雀，有大臣称急事要奏，结果不过是件小事，宋太祖怒而罚之，大臣说：“自有史官书之”，遂使太祖罢手。

可以说，传统史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领导者要有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思考。得失是由历史评价而非自我评判，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历史的话语权，也提醒帝王将相，要心怀历史的敬畏，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读史与现实对照。读史的落脚点既是为了博识广闻，也是为了使曾经来自于实践的知识，在经过主体的消化吸收后能够再被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这就要求读史的广度要与现实对接。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史。不懂本国历史会数典忘祖，不懂世界历史则会看不清大势格局。

读史的深度同样需要与现实对照。对领导干部来说，身处实践一线，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有时难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何避免犯历史上已有过的错误，如何避免留下历史的遗憾，通过读史我们可以检索现实问题的历史根由，可以挖掘国民精神的历史根源。

更重要的是，读史是为发展服务，从“志”的层面上培养国家栋梁对中国发展的信心。黑格尔说，历史的现实与历史的逻辑从长久来说是统一的。从创业与发展的角度反观历史，看见的就不会只是帝王将相、权谋法术，而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也昭示了改革与科学发展的现实必然性。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伟人毛泽东曾言，读史是智慧之学。笔者以为，读史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建立历史的大局观，从总体上把握历史的逻辑与现实的大局。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强调的正是这种大局观念。

缺乏历史大局观，可能偏离轨道或者落后于形势，最终付出沉痛的代价。其次要有超越现实阶段的眼光，不能只看到事物的阶段属性。很多事情的参照系不同，评价就有差别。这就需要我们善于把握事物在阶段中的约定性和在长久中的延展性，从而在决策与判断上与时俱进。

有了这个意识，就不会轻易对阶段性的事物下结论，不会对一时的表象轻易下评判。最后，在认清阶段又不拘泥于现实的情况下，实践工作既要考虑到现实也要考虑到长远，从远近相宜中寻得最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