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发人深省的一句名言，出自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娘》。这首词背后的故事也相当感人。苏轼因“乌台诗案”几遭杀身之祸，他的好友王巩（字定国）也受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元丰六年（1083）王巩北归，出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苏问及岭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作此词以赞。词中通过歌颂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参考夏承焘等人编写的《宋词鉴赏辞典》）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在词中写入柔奴这句令人赞赏的言语，意味着此语引起苏的共鸣，甚至此语未必是柔奴原本的话语，不排除苏在其中掺入自己的改造成分。“此心安处是吾乡”乃是柔奴、苏轼以及他的好友王巩这三人对于人生的切身领悟，特别是苏轼，此语其实也是一生经历坎坷、仍达观自适的苏轼所奉行的人生格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词的主人公不只包括柔奴，还包括王巩，更包括苏轼。

其实，在苏轼其他的诗词中，也能表现苏关注内心安宁的思想。苏轼的一首诗《次王定国韵书丹元子宁极斋》写道：

仙人与吾辈，寓迹同一尘。

何曾五桨馈，但有争席人。

宁极无常居，此斋自随身。

人那识郗鉴，天不留封伦。

误落世网中，俗物愁我神。

先生忽扣户，夜呼祁孔宾。

便欲随子去，著书未绝麟。

愿挂神武冠，往卜饮马邻。

王郎濯纨绮，意与陋巷亲。

南游苦不早，倘及莼鲈新。

“仙人”，即是苏轼的友人“丹元子”。拙文《道教东华派“丹元姚真人”的庐山真面》已指出，这位“丹元子”是东华派的真人，东华派称其为“洞灵上卿青玄府下教司命三官保命司主簿丹元姚真人”。“丹元子”恰恰是由王巩介绍给苏轼认识的。《避暑录话》说苏轼，“晚因王巩，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为李太白所化，赠诗数十篇，待之甚恭”。

“宁极斋”，《姑苏志》卷三十一有载：“宁极斋在饮马桥，郡人方士姚安世所居，安世能诗文、亦辩博，自号丹元子。元祐末往来京师与王定国游，自言目接上清诸仙”。这里的“王定国”即王巩。王巩，字定国。“宁极”之名，来自《庄子 缮性》“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成玄英解释“宁极”是“保宁至极之性”的意思。

 姚真人的称号“丹元”，首先是道教对心神的称呼，可以说丹元即心。丹元子“宁极斋”之名称亦是注重宁静至极心性修养的意味，它其实与“此心安处即吾乡”的思想契合。正是由此，苏轼在诗中称道“宁极无常居，此斋自随身”。“无常居”、居无定所又何妨？“此心安处”、“ 随身”“宁极”，即是“吾乡”。心不流浪，自不彷徨。丹元子既以心神“丹元”为名，修养心性的道教工夫当是圆熟，并且在言谈举止中会表露出独特的豁达气质。苏东坡在《次丹元姚先生韵》一诗中写道，“先生喜而笑，幅巾登我堂”，丹元子的爽朗形象跃然而出。不难联想到，苏轼与丹元子的交往，或者说苏对丹元子的推崇，对于苏保持乐观心态，延续其为文的豪放之气必然有所裨益。受丹元子的影响，苏东坡“此心安处即吾乡”的思想则愈加丰富，找到了它的道教着落点。

 苏轼尽其一生坎坷体悟大道，号“铁冠道人”、“东坡道人”、“苏仙”，他的“此心安处即吾乡”和东华派丹元姚真人还有着特殊关联，这启发我们通过苏东坡的诗词来更深入地了解东华派“丹元玄旨”。其一，“丹元”即是心性，解读《次王定国韵书丹元子宁极斋》一诗后，会觉得东华派“丹元”或是一种独特的道教心学。其二，“丹元”乃为炼丹，包括外丹和内丹修炼，这可以从苏轼《次秦少游韵赠姚安世》“肯把参同较同异，小窗相对为研丹”一句联想而出。其三，“丹元”亦有仙境，尽管苏轼在《次丹元姚先生韵二首其一》中感叹“蓬莱在何许，弱水空相望”，但是他也讲“此心安处是吾乡”，故他所憧憬和向往的“吾乡”仙境归宿（包括东华仙境）岂不正是在丹元“此心”中？关于“东华丹元玄旨”，本文中不再展开论述，若您对此有兴趣，可以再参考一下拙文《道教东华派的丹元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