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队的队部、库房和牲口棚建在河北岸，是二队的行政中心，在牲口棚的西侧，立有一个由木桩搭成的马架子，架子横梁上用铁丝挂着一截大约不到一尺长的旧工字钢，早晨出工时，队长就敲打工字钢发出清脆的“铛﹑铛”声，这就是村里的“集合号”。社员们听到后会陆陆续续的来到这里的空场儿集中，由队长安排今天的活计。

当时的农村，还是沿用祖辈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方式，由于生活艰苦，没有手表，只有靠太阳来计时，干活中间休息，是靠带工的人（主要是队长、副队长或指定的社员）吆喝一声：“抽锅烟了”，大家就纷纷席地而坐休息一会儿。

一年之计在于春，记得当时第一天干活是整理耕地简称整地，就是把去年耕过的土地中的土喀拉砸碎，将玉米等作物的根茬儿挑出来，以便当年的耕种。当天收工时进行民主评分，采用有人提工，大家议论，由记工员记录的方式。特别是对新加入做活的人，就像我们和假期临时帮助家里干活儿的孩子。工分很有意思，是农村按劳动计酬的中介物，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出工，我的工分是六分五，相当于孩子们的最高分；当地妇女劳力的最高分是八分五；壮劳力的最高分是十分。当时感觉能挣到六分五的活儿就已经累的非常疲惫了，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啊！

工分制是以劳动工分作为计量劳动和分配报酬的制度。是80年代以前我国农业集体普遍采取的计算劳动者的劳动消耗和劳动报酬的一种办法。后来，随着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推广，工分制的计酬分配方法也就发生了转变。

这种“工分制”，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社员指定一个工分标准，按工作天数记录工分数，年底根据每个人的工分数进行分配。计算工分数量的主要方法：（1）按件记工，即按社员完成的工作定额确定应得工分。（2）“死分活评”，即按照每个社员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每工作日应得的工分，再根据劳动中的实际表现进行评议，确定加分、减分或按原定标准记分。（3）包工，生产队把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预先计算出一定数目工分，包给社员完成。

整完地就该是送肥了，用扁担担着两个荆条编的粪筐装满肥料后挑到地里，按一定距离堆放，然后由别的社员撒到地里。那天收工时评分就晋升到八分五了，终于看到希望了。

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播种时节是不等人的，该播种的时候播不下去，即便是播下去，由于墒情不好长不出来，一年的收成就会泡汤。那年，天气干燥大旱，开年以来滴雨未下使人感到：春雨贵如油，期盼满地流。靠天来吃饭，不下也没辙。天虽然大旱，但当时是讲：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耕地在山上，水在山下流，没有扬水站，怎么办？公社号召挑水抗旱，就靠人担肩扛往山上挑水，水桶（当地叫水勺儿），小一些的一种是20斤，另一种大点的是25斤，我们挑不了大的，从生产队和老乡家借的小的，一挑也是40斤。从河套边舀满水后沿着羊肠小道，晃晃悠悠地往山上挑，一天往返多次，收工时已是腰酸、腿疼、肩膀疼，而且磨的都红肿了。非常值得佩服的是两位女同学也跟我们一起挑水，但当时，由于男女同工不同酬已经形成定式，我们无法更改，她们虽然一样挑水但只能拿妇女劳力最高的八分五，而我则幸运的评为壮劳力拿十分。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掉下过十分，无论是干什么活计。挑水抗旱的日子，干了有半个月啊！咬牙干也就挺过来了。

记得到当年阴历年底前，生产队进行结算，二队的分值是2毛7，三队的分值是2毛1，我在二队和三队共挣了2000多分，其中二队是1500多分，三队是500多分。除了挣够来年的全部口粮以外，分红结算还得了七十多元钱。当时就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而感到自豪！成功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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