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高峰，文人尽得时代之幸，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叛乱，遂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实行“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宋代的文官体系拥有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宋代的文人不像魏晋文人那般，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须仰武人鼻息；更不像其后的明、清文人那般动辄文字狱、沾染血光之灾。这就使得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要，享受丰富醇美的人生乐趣。

宋代文人不但处于一个优待文士、以儒立国的政治环境，在当时中国文化的学术思潮也是百花齐放，物质文明也是极大丰富，为文人雅士的价值和品质生活奠定了基础。在宋代儒、释、道三教渐趋合一，“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使文人精神振奋，热情参政。“道家”倡导的任自然、轻就去，一切顺其自然的思想，和“佛家”提倡的自我解脱的思想，使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超然对待荣辱得失，不入“纵欲”与“禁欲”之极端，自如游走在情与理之间，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保持着健全、独立的人格。

宋代的文坛盟主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人格风范令人钦敬，但他也流露出性情中多姿多彩的一面，绝非一个伪道学。他自称“曾间洛阳花下客”，也写有多首妩媚绮艳的词作，但绝非俗恶之词，抒发的是“幽微”之情。大文豪苏轼，才情冠绝一时，心存理想与抱负，有志兴利除弊，在任也多有建树。然与当政者不合，频遭贬谪，仕途多舛，却也并不灰心绝望，而能于逆境中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从超迈的哲学高度俯视社会人生，从他的词“此心安处是吾乡”中即可领悟他通脱、旷达的情怀，一副超然脱俗的心境。

宋代文人士大夫很多都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们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而且成就斐然，为后世所公认。面对纷扰的外部世界，他们还多存隐逸之心，热衷园林艺术。当然，他们的隐逸并非躬耕田亩的野隐，而是注重心性的主体修炼，是一种道隐，不必高卧林泉、脱离尘世即或获得隐逸的乐趣。即不放弃世俗之乐，又能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守护和经营心灵深处那片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使得文人生活显示出高贵娴雅的气质，而不至沦为俗恶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