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数十年之教育宣传，国人对“农民起义”一词相当熟悉，对陈胜、李自成等人，也耳熟能详。但在民国，史学界却极少谈“农民起义”，提及相关事件，也多持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太平天国是“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称王仙芝、黄巢是“起兵作乱”。而台湾当代学者如傅乐成，则更乐于使用中性之“民变”一词。如此，即很有必要问一句：“农民起义”究竟存不存在？考察一场“民变”算不算“农民起义”，至少需要考察三个重要问题：1、领导层和具体参与者的主体是不是农民？2、倘按阶级史观，“农民”的对立面是“地主”，所谓“义”，即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压迫，这个“义”究竟存不存在？3、倘抛开阶级史观，所谓“农民起义”，其“义”又何在？

       第一个问题：近代文史学者研究自“秦末农民起义”至“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中国古代历次大的“起义”，结果发现其领导者真正属于农民者极少。古代农民之不可能成为“民变领袖”，首先是文化层次低，见识窄，不能如小吏、商人、地主、军人那般懂得如何效仿朝廷，草创体制；其次是农民其活动范畴，往往止于宗族亲友，不能如刘邦等基层官吏、黄巢等大私盐贩子那般，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人起来造反其实并不是为农民谋利益，比如陈胜、吴广喊出的口号不是均分田地，而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贩私盐暴富，选择造反非因生活所迫，举事过程中屡向政府请降，要求做广州节度使；朱元璋在郭子兴帐下，主张给地主少派军粮，给农民多派……

       第二个问题：古代中国乃农业社会，农民必然是民变的主要参与者，在中国古代，地主与农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农民与地主，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如秦朝征兵，基本原则是先征发豪强，再征发农民，故而“秦末农民起义”的参与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先由戍卒率先揭竿而起，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刘邦起义”是沛县百姓，因为刘邦宣扬自己有异相，梦中“斩白帝子”，头上“常有云气”。而“太平天国起义”则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这些人无家可归，没了退路，只好跟着死心塌地造反，农民更多的是被裹挟而参与其中，他们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

       第三个问题：所谓“起义”，必是自身受了压迫，而要以武力寻求一种公正，如果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造成生灵涂炭，“义”又何在？以“黄巢起义”为例，其队伍病死、饿死、战死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到黄巢败亡之时，已纵横千里渺无人烟。在广州，黄巢所杀之回教徒、基督徒多达12万以上。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长安，被黄巢烧成一片平地，从此一蹶不振。再如李自成之偃师屠城与决黄河之水淹毙开封城百万生民，其“义”又何在？综上所述，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民变事件，其起因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但此类小型民变，一旦升级为中型民变、乃至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大规模“农民战争”，则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