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现仅存十五卷，五十三篇，一般认为是由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在不同时期记述编纂而成。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时期鲁国人，相传做过宋国大夫，曾到过楚、卫、齐等国。相传早年受孔子的儒家教育，后弃儒学而开创与儒学相对独立的墨家学派，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派性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推行墨子的主张。

墨家的政治主张，都是以解救时弊为目的，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宣传天志、明鬼，针对当时流行的命定论，墨家又主张非命。在真理的原则上，主张经验论。

伦理思想上，墨家的根本观念是义，义的观念来源于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义利统一的道德观。《墨子》确立了三表法作为立论说理的准则，在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体裁虽保留了对话的形式，但基本上已具论说文的雏形。

今本《墨子》为汉代刘向所校定，著于《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均据此。晋惠帝时，鲁胜曾作《墨辩注》，早已失传，仅存其《叙》。清以前以明嘉靖唐尧臣刻本为善本。清亁、嘉年间，《墨子》研究兴起，陆续涌现出许多注释或阐发墨学的著作，有清毕沅的《墨子注》、孙诒让的《墨子閒诂》，近人吴毓江的《墨子校注》、梁启超的《墨子学案》、陈柱的《墨学十论》、方授楚的《墨学源流》等。

墨子主张兼爱，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论行动，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周朝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弥兵息战，休养生息。

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就这一点讲，是有积极意义的。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为什么非攻，确立什么样的准则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达到目的。

哲学思想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

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家学派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逻辑思想体系。

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教育思想

与儒家教育异趣的墨子教育思想，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墨子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于人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以素丝和染丝为喻，形象地说明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的重要性。所以，他强调“染不可不慎也”。

从“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触发，墨子主张以“兼士”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通过他们去实现贤人政治。兼士应该具有知识技能、思维论辩和高尚道德三项要求。其中道德高尚尤为重要。唯有如此，兼士才能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不分彼此、亲疏、贵贱和贫富，对所有人都能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

在教育内容方面，墨子除了主张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文史知识教育之外，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和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前者包括生产和军事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目的在于训练和形成逻辑思维能力，善于与人进行论辩，说服别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儒家主张“六艺”教育相比，这是墨子在教育内容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

在教育原则和方法上，墨子不赞同儒家“拱己以待”的方法，而是提倡“虽不叩必鸣”，应该积极主动地去说教。也不满意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方法，而是强调“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今天的教育方法与古代不同，必须重在创造。他重视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他还注意到施教过程中应顾及到学生的知识水平，做到“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他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明确提出量力而行原则的教育家。

社会治理思想

墨子的社会治理思想也非常丰富。挖掘墨子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弘扬东方社会治理文化、对于促进当今社会治理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社会治理亦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一、以人为本

《墨子·修身》篇认为，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治丧虽然有丧礼，但是哀悼是其根本；士人虽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栽树时根基立得不安稳，就不要求得枝叶繁茂；连左右的人都不亲近，就不要求远方的人了；连亲戚都不归附，就不要谈外交了；办事没有终与始，就不要求成就多种事业；列举事物却不明确．就不要求广见博闻了。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方贤人。君子明察左右人，因此左右人的行为就修好了；看见不修行或毁誉的人就反躬自问，因此用怨恨反省自身，行为就可以修正了。谗言恶语不去听它，攻击斥责他人的言论，不要去说；杀伤人家孩子的念头，心中不能产生。这样即使有诋毁的人，也将没有所依赖的。

墨子的意思是说，大凡做事都要有其根本。对于土人来说，品行是其根本。君子明察左右人的善行以借鉴，看见品行较差的人即反省自己，因此自己的品行就可以修正。不听谗言，不说恶语，不存害人之心，虽有恶人影响，也不会起作用。墨子之意在于君子要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修身。这是在讲修身的必要性。《修身》篇义云：“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其意为意志不坚强的人智力就不会发达，出言不守信用的人行事就不会成功。拥有钱财不能分给他人者，不值得与其交友；不能忠实坚持为人之道、不能广博认识事物、不能明察是非者，不值得与其同游。《修身》篇还说：“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故其文意为，“源头混浊，水流不能清澈；行为无信，名声必然败坏。”墨子在此着力强调君子修身的重要性。人在社会上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从修身做起，必须要铸就高尚的品行。这才是一切事业的起点。此外，墨子还在《所染》篇中强调朋友的优劣对人的影响。

《兼爱中》云：“于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其意为，仁义之士所要做的事，必然是兴盛天下人的利益，消除天下人的危害，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就也是说，君子要兴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公害。

《经上八》又云：“义，利也。”可见，墨子所言的兴天下之利，就是要兴天下之正义或公义。为此，仁人君子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正义感。这也是君子为人的根本原则之所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谓这一含义的延伸。

面对当时社会上“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兼爱下》的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其意思是，用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护同时相互给予利益的方法来改变丑恶的时弊。墨子认为，做有利他人之事，并不意味着只利于他人，其实利益是相互的，因而决不可做牺牲他人的事情。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亦将损害自己……只有人们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并把两者糅和在一起，才能实现富国安民之愿望。墨子将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为离开了整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整体利益至上，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社会利益至上。

《兼爱中》云：“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现其身。”其意即兼相爱交相利，如何做呢？那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好象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就象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墨子在此提出了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换位原则，视人若己，就是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可以避免误解、消除冲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诸侯相爱则下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就是说，诸侯因相爱不再恶战了，家主因为相爱不再相篡夺，人人相爱不再相残害；君臣因相爱而仁惠忠诚，父子因相爱而慈爱孝顺，兄弟因相爱而和谐协调。天下人都相爱，强者就不会控制弱者，人众就不会掠夺人少的，富裕的就不会欺侮贫穷的，尊贵的就不会傲视低贱的，狡诈的就不会欺骗愚昧的。天一所有的祸害、篡夺、埋怨、愤恨等可以使其不再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出现了，因此仁人之士赞誉它。

可见，只有兼爱交利，社会上的一切祸患之源才得以消除；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协调的群体组织。中国人注重维持和谐的局面，维护整体的利益，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墨子晚一百年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也是强调了民本与人和的重要性，无疑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影响。交相利就是互相给予对方利益，就是利他人、为他人。在墨子那里，为人是人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人为所考虑的角度、所瞄准的方向、所遵循的规范。其深刻含义就是人的行为要利于人民、利于国家。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

通常，将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学说称为人本主义，而在哲学上，通常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作一种生物的人学说，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费尔巴哈。所谓人本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的一切活动。正因为墨子要求管理者爱护部下，为其着想，所以能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墨子从修身，到爱他人、利他人、为他人。终究其实质，是提出了管理学的人本管理思想。

《论语·里仁》中说：“君了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意思是说，君子对于义很明白并且看重，而小人对于利很明白并且看重。墨子的义利相统一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扬弃，克服了君子只讲义不讲利的虚伪性，从而使义、利二者从对立走向了和谐统一。墨子的义利相统一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伦理思想，这对于当代的社会治理实践极富借鉴意义。管理者对下属应该讲究义利统一，不能只空有口头上的表彰与承诺；上司对下属的嘉奖也应该精神与物质两者并重齐举。

二、尚贤使能

墨子对于贤能人才的价值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亲士》篇云：“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意思是说，到一个国家主政却不能蓄纳贤土，那就要亡国了。发现贤人却不急于举用，贤人就会怠慢其国君。没有贤才就不能处理危难，没有贤才就不能与之谋虑国事。怠慢贤才、忘记良土，而能使其国家保存的事，从未有过。

《尚贤上》篇云：“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已。”意思是说，若国家拥有众多贤良人土，那么国家的治理就厚实、稳固；若国家拥有的贤良人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理就薄弱、动荡。因此人人的首要任务，是使贤良人士增多。墨子在此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国家必须由贤良人士来治理。接着，墨子通过列举“善射御之士”之例，说明了国家获得贤良人士的方法，“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平，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土，亦将可得而众也。”就是说，欲使其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士增多，就必定要使其富裕、高贵、受尊敬、受赞誉，然后国内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士将可以获得并且增多。况且又有贤良人士，德行厚重，言谈思辨，道术广博，这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也必将使其变得富裕、升得高贵，受到尊敬、获到赞誉。然后国内的贤良之土也将可以得到并且会增多。

《尚贤上》又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宫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其意思是，所以古代圣贤帝王施政，安排位置给品德高尚的人，崇尚贤能的人，即使在农民、工匠或商人之中，有能力的就举荐，给予其高爵位，重赐其厚俸禄，任用其以政事，断定给其政令。爵位不较高，则百姓不敬重；俸禄不丰厚，则百姓不信任；政令不专断，则百姓不畏惧。将此三者授予贤能人士，不是为了赏赐贤能，而是要其事业成功。在这时，按德行列位次，以官职为国家服务，按劳动绩效确定奖赏，按照功勋分给俸禄。做官的不会经常富贵，而百姓也不会终身贫贱，有才能的就举荐之，没有能力的就撤下之，举荐要讲公义，回避私人恩怨。其实，墨子所说的爵、令、禄用当今之通俗语言讲就是职、权、利三者,若要重用贤人，却又不赐此三者，即使是再贤的人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墨子还说：“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人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意即为官者得意时，贤士不可不举用；不得意时，贤士不可不举用；崇尚贤人，是施政治理的根本所在。可见，墨子所崇尚的是精英开明治理。虽然儒家也主张选贤举能，但他们的贤能范围只限于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不包括小人或野人，而墨子则把贤能的范围扩入到贱人阶级。可见,墨子的选贤是没有范围限制的。墨子在论及选贤时还强调要做到三个注意点，即：“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尚贤中》但是,如果管理者不肖，就应当“仰而废之，费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这些对于当今人事管理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用人时重裙带关系,职务只能升而不能降，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只有打破这些陈旧的思想，大胆地选拔任用贤能之人，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墨子对起用贤人还提出了任前试用、任上监督、任后评论制。其一，墨子强调“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这些都是“慎予官”的体现，其实就是任前的考察与试用；其二，《亲上》篇云：“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意思是说，君主必须要有敢于谏停的大臣，上司必须要有敢于提出反论的部下。《尚同上》云：“闻喜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意即，听到好的与不好的，都要报告上司。上司有过错就要规劝他，下面有好的（人、事、主意等）就要接近上司推荐之。如果任上不得力，或管理出现严重失误，就应当“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其实，这是一种严格的任上监督制度。其三，《尚贤中》云：“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万民从而誉之曰圣土，至今不已……若音者三代暴王纣、幽、厉者是也……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这其实就是任后评论制。

墨子还强调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节用中》云：“警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合理分工，各尽所能，将每个人都置于最适合的岗位工作，这样才能使整体利益最大化。此外，《杂守》篇还说：“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土，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土……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为了守城，应该容纳所有这些人。这完全符合现代用人原则，即用最合适的人，而不是用最完美的人。

墨子重视修身，注重德行，强调为人、利他、利国，可以说，墨子是将中国社会治理思想之要义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三、尚同控制

《尚同上》云：“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之意是，首先选择天下最贤能且可胜任的人为天子,次而选择天下之贤能之人为三公，进而选择天下贤能之人为诸侯国国君，最后选择诸侯国之贤能人士为政长。墨子是让最贤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次而复择其贤担任次一级的职务，再次再择其贤担任其下的职务。这对于社会治理来说，同样是值得借鉴的。

《尚同上》云：“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思是说，上司所认为是正确的，必须都要认为是正确的；上司所以认为是错误的，必须都要认为是错误的……与上司保持高度同一，而不与下面朋比结党，这是上司所要奖赏的，而且也是下面所要赞誉的。这其实就是行政管理的原则，但有点绝对了。上级有隐微的事或被遗忘的事，下级知道后就会去办妥从而有利于上级。下边有积蓄起来的怨恨与祸患，上级知道后就会去排解与消除。只有使别人的耳目助已闻见，使别人的嘴巴助已讲话，使别人的心灵助己思考，使别人的手脚助己动作。助已视听的人多了，那么闻见就广远；助已谈论的人多了，那么其善言安抚的范围就博大；助己思考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谋略、计划就会迅速获得；助己行动的人多了，那么他办事就会迅速成功。

墨子在此建立了一个兼容信息收集、宣传、智囊与行动的网络，而各级政长则是这一网络的网站。境内人的所见、所闻能很快传递到天子，因此，天子便能据此及时奖惩；境内人都助大子讲话、宣传，有利于臣民的思想统一，从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境内人为天子的事业谋划，高超的谋略、最佳的方案等都可快速传递到天子，这充分提高了天子决策的科学性、及时性、严密性，如此也达到政府首脑决策的最优化，大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极大地利用了众多宝贵的政治资源；境内人都助天子办事与活动，天子所要做的事可以短时间内完成。在墨子看来，天子、臣民间上下情是互相畅通的。这也完全符合现代管理层级扁平化的趋势要求。可见，墨子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与高超的远见卓识，这是值得任何一位管理者所学习与借鉴的。

四、察其志功

墨子认为人们从事必须要有正确的动机，《经说上》云：“志行，为也。”“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意即动机与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一番事业。做事的动机不应求名声；苦求名声，就是投机取巧，象盗贼一样。

《经上》：“功，利民也。”就是说行为的效果只要对于人们有利就行。《经说上》云：“功，不待时，若衣裘。”大凡要成就事业一定要预先酝酿，而不要等到冬天才做衣裘一样。

《鲁问》篇云：“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末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鲁君问墨子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一个喜欢分给人钱财，谁可立太子呢？墨子说，还不能知道，也许是为了奖赏与名声吧。钓鱼者的恭敬，并不是为对鱼恩赐；以虫为诱饵捕鼠，不是爱鼠；我希望君主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墨子对于人员的考察评估综合动机与效果两者来进行，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对于管理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墨子在考察下臣使时，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反对唯命是从的奴才,器重有正义感的忠臣，这也是从动机出发考虑的，体现了墨子匡扶正义的凛然正气，也体现了墨子助人利民的爱国精神。

墨子认为领导考核与评价下属，不应该看其俯首听命就认为是忠臣。而应该是上司有过错就微微劝谏，自己有好的谋略就告诉上司；纠正其不正，输送其善念,与上司同一而不与下朋比，有美誉归为上司，有怨仇下属承担，安乐在上司,忧戚在下属。墨子所言的下臣就是管理中所需要的管理者，这也是很好的管理人才之标准。

墨子重视对人员考核的长期性、完整性、全面性。这无疑有助于对他人的整体把握与了解。这无疑也要求大家做人要始终一贯，要坚持原则性，不要当面一副面孔，背后一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