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报刊上看到《“工分”年代》一文，勾起了我对少年时期生产队劳动的无尽遐想……

我上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时，“文革”如火如荼，少先队员成为“红小兵”，我所在的原普陀县芦花公社芦东小学（在塔下村孟家庙），也开始“文革”，高年级学生按照学校要求写大字报，不久学校停课，哪年我大约十四岁，农家孩子都回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我所在生产队与我差不多年龄五六个男孩都加入了劳动大军，开始了挣工分生涯。

我所在生产大队即现在的村（东港街道南岙自然村），南岙自然村有10余个小自然村，每个小自然村设生产小队，我们生产队队名为里新屋生产队，按数字排位为第二生产队。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整个南岙大队有耕田（可种水稻和种番薯的土地）约1000亩左右，总人口近1400人，人均耕田约0.7亩。我们生产小队大约15户左右人家，人口70左右，男女劳动力人口50--60人，耕田40--50亩，另办了一个砖瓦窑厂搞付业，为附近乡民提供砖头、瓦片建筑材料。有了这个窑厂，使我们生产队一个10分工的价值年终分配时一般可达1.2元，其它生产队大约是0.7--0.9元。

生产队五六十个劳动者，除去窑厂制作砖头、瓦片约五六个人之外，大部分劳动者常年基本上都耗在这四五十亩耕地上，每天劳动时间至少9小时，天日长时一个劳动日往往在10个小时以上，尤其是夏天农忙割早稻、种晚稻时节，淸晨四点钟出工，晚上6：30时甚至7：00时才休工。应该说农忙时节大家劳动蛮拼的，因为都知道农活抓季节的重要性，但平时大呼隆生产，效率偏低。

我国农村自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并规定生产队的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即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劳动并取得报酬。为了管理和分配上的方便，生产队普遍采用“工分制”作为劳动计量和分配依据，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期实行联产承包制止，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之久。

那时生产队的成员都统称为社员。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都有一个底分，底分的赋值多少，一般根据社员的个体强弱和技术高低，经评定的每工作日应得的工分，就是劳动者的底分。一个中等男劳力，凡能拿得起田里农活犁耙的十八般武艺，一般定为10分，有上下差距者定为11分、9分，能完成地里的全部农活的中等女劳力，一般定为5分，能力有上下差异酌情赋分。那时的学生，年纪虽小，劳动观念可强，很小就参加集体劳动，对于他们的底分，队里则根据年龄、个子来确定，一般为3、4、5、6分不等，有些生产队也设0.5分为一个级差。但每个人“底分”的获得，必须通过正常会议程序最后确定。

由生产队长和会计提出大致方案，社员大会评议通过。评定底分时间一般选在年初。生产队的社员底分是一年一定，对大多数社员而言没有什么变化，小青年与老年社员会随着年龄变化，劳动力增强和衰退作适当调整。

一度时期生产队长叫我担任记工员，负责社员记工登记。记工登记簿又称记工单，一般由公社或大队统一编印发放，生产队记工员专用。记工单设姓名、性别、日期、分值（工分数）等项目，有些详细的记工单还包括劳动内容等。

社员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挣了若干工分，眼望着年底的劳动收益。生产队的年度结算，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一般只搞年度结算。对红薯等不易储存的物质，在收获的现场就采取按人头预分了,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将谷子也在不同季节做了预分配，年终只是根据工分再作一次正式的总结算。在大队规定的截止日后，记工员统计好生产队全年的总工分，保管员统计好全年所收谷子、麦子、红薯等物资，会计或出纳将全年付业所得，减去年度农业税、买农机、化肥等开支数，一一汇总到会计手里。队委根据本队的实际，除去应该完成的国家任务，留足来年的生产准备金及度荒口粮，剩下的就是本年度可以分配的。将生产队全年可分配的总收入除以全年生产队的总工分, 得出一个劳动日(10 分) 的价值；将每户的总工分乘以劳动价值,得出该户全年总收入。减去该户在队里的预支出(主要是口粮消费) ,即得出该户在该年的净收入(或净负债)。

虽然集约化程度高，但生产水平不高，一年创造的劳动价值很不理想，一个10分工的劳动价值在1元以上的生产队，就算好的队了，一般维持在0.7--0.9元。

我第一年评底分大约为4分，年长我2--3岁的评5--6分。我们这帮小伙子平时主要是协助正劳力即10分底分者做辅助性农活，如割稻，割麦子，拔秧，割番薯滕，分苗，放种子，推车，起土等。做这种活基本上是以所评底分记分，如果碰到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的活儿，可高于底分记工分。

有几次劳动我印象特别深刻。

“双抢”时节种水稻。夏收夏种首先是为防台风抢收早稻，为赶种晚稻季节，又必须抢种晚稻，故称“双抢”。

凌晨三时半左右，我睡得正香，队长吹响了出工预备号，我迷迷糊糊起床，见母亲已为我煮好了荷叶蛋，备好了黑枣老酒（这是那时候高档补品），我匆忙吃了早餐，与大家一块去田间，或是割稻，或是拔秧，或是插秧。插秧既是技术活，又是累活。一是六株秧苗横向株距须匀称，纵向须成直线；二是必须有一定速度，否则你落后他人十分明显，因此，你必须低着头，弯着腰腿，快速插秧；三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背上，水田上热腾腾汽水往上冒，给你十分难受的感觉；四是水田多蚂蟥，为赶插秧速度，你不敢随时去拍打，只得忍着痛痒让蚂蟥叮在脚上。我们生产队有一片水田南北长度200多米，早上下田开始插秧，一趟下来，整整一个上午，动作快者插完一趟，正好用中餐，速度慢者还完不成任务。

我们这些小伙子，学得快，插得也不慢，队长高兴，我们得到的工分高于底分不少。

窑厂出窑。生产队为增加社员收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因为我父亲和我堂叔都是远近闻名的砖瓦师傅，我堂叔还会烧窑。因此，开办了砖瓦厂。

经煤或松毛枝烧6--7天，烧透泥制的砖瓦后，“闷窑”即封闭窑门，进入担窑水阶段，在“窑河”即窑顶上直径约1.5米圆型渗水池，经三天渗水降温后，烧好的窑可“开窑”，将封闭的窑门打开通风通气，进入“晾”窑阶段，待窑内温度与室内基本一致时可出窑。

夏天时节，往往会有客户急需砖瓦，但窑的温度还在40摄氏度以上，为了满足客户要求，队长组织人员在高温下出窑。

我们是在室外吸了一大口冷气，飞快进入窑内，捧上砖瓦迅速奔跑到外面，这样来回大约仅能坚持三四次，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好在窑厂不远处有小河，我们纷纷跳入小河冲凉，休息片刻，又冲入窑内搬运砖瓦。高温作业，体力消耗大，因此，能挣到更多工分。

滕湾岗挑松毛枝。生产队窑厂，烧窑的燃料是煤和松毛枝，煤炭计划供给，数量不多，因此靠采购松毛枝作燃料。每年农闲时，生产队组织力量到附近乡村采购松毛枝。我们这帮小伙子往往是随队里10分工正劳力去拉松毛枝，一般是两人（一个正劳力，一个小伙子）一辆小板车，正劳力负责拉车，小伙子负责推车。哪年初秋我们一行16人，8辆车去展茅滕湾岗担松毛枝，清晨出发，到展茅田公岙山脚边一个小自然村落脚，留下一人烧午餐，其余人拿了扁担、绳索爬坡上山岗，大约爬行一小时左右到达目的地，估计是现在塘头至螺门的最美公路上的长沙短沙。这样一个上午来回担松枝二趟，吃好中餐又去担。到傍晚时节，装满车，向塔岭出发，因塔岭海拔高，那时公路是老的，比现在高出不少，光凭两人将这一车1000多斤重量的车子很难拉上坡，只得叫牛拉车，拉一次五毛钱。下坡时，我们负责推车的小伙子，都一脚站在车子最后部位，为前面拉车者一道控制车速。到生产队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第二天起床时，我感觉腿脚不灵了，感到非常奇怪，后来才想到是头一天挑松毛枝用力过度所引发的。

这是我生平损耗脚力最突出且难忘的一次，那次我们这些小伙子也挣得了较高的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