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些老朋友，都是民国时期结识的。在我记事后，母亲往往午后走访她们带着我。她们说的人和事都很陌生，入不了神。但有位我非常熟悉且称作“张妈妈”、名叫“董丽卿”的人，与我母亲之间交谈时的抽烟细节，令我注目入心。即是在哪家，由主人点上一支烟，说上几句家常话，悠悠抽上两口，便将烟递给对方。对方不急不忙先说话，抽上一口，往往是说到紧要处，许久也抽不上一口，以至于烟灰拖得很长，这样再来一口，便又还回给对方。二人不时交换着抽几口，直至抽完。过会又点燃一支重复如前。那场面让人感觉二人之间亲密又融洽，非常温情。这种抽烟方式想必是她们在长期来往中，依据烟量、情感程度等而达成的默契。烟成了一种表达的道具。

（母亲的老朋友---张妈妈）

    母亲抽烟也有一反常态时，那是家中遭遇了难事。我的记忆中，这些事与社会相关联，家人无能为力。但凡如此，屋内常是烟雾缭绕，一派肃静。

    一次是1968年年中，兄长在校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进了芜湖市群众专政队，地址在镜湖旁。后被押回并关在学校（芜湖市第三中学）劳动。一些别有用心者，将挂着牌子的兄长游街示众，有意停留在父亲的单位门前。这对孱弱的父亲是致命的，是难以解除的噩梦。母亲得知利剑穿心，白天父亲上班后，常将自己裹进烟雾中，沉思、发呆。那段时间全家没有笑容、无有言语。每人都是撕心裂肺地度日。一张家里订的“文汇报”是每天了解世事、掌握国家政策的唯一来源。晚上，父母交流的主要内容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条语录成了当时全家人排解与希望的精神支撑。可谓小人物在大社会中的境遇由人不由己。

    一次是小姐姐下放农村迟迟不能上调的要事。小姐姐1968年10月与兄长下放同一公社，1970年兄长上调师专读书，自此小姐姐就被公社打入另册，即是上调回城已是遥遥无期。为此，母亲常是在家走神，眉头紧锁。烟雾中沉思，想到了与大姐商议，将小姐姐调到她与大姐夫所在的县。尽管折腾，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还记得，母亲在家搞了个“摇会”（即是民间信用互助方式），筹措了百十来元作为小姐姐调动安置的资金。此事于1973年10月动议，1974年3月小姐姐完成了“第二次下放”。1975年下半年终于进了省城做了一名工人。也是那年初，我也在母亲极不情愿、可也莫奈何的情况下去了农村。旧愁未去，又添新忧，世事造化弄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母亲已无子女前程之忧，心随之松快了起来。尤其第三代人长成后，母亲萌发出乐为自己活的愿望。物质的日渐丰富，母亲非常满足。你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老人家是在对生活的热爱中度过每一天。抽烟已不是解忧、更不是旧时代的“余念”，而是回归到本真--嗜好。烟量和档次都有所提升，成了一种享有。只是母亲不会辨别“烟味”，有段往事还历历在目。那是90年代初的某个春节，母亲所抽的“阿诗玛”，被我偶然发现是假货，是在一种低劣香烟的包装上外包了“阿诗玛”烟纸，母亲抽了几包竟然不知。这么一说，她才知道烟呛人的原因。

    说母亲的烟事，出于对老人家的怀念之情。流连在往事中，感觉母爱的至真至纯至深。母亲从未离开过我们，仍在芜湖中二街的那座小红楼中等着我们回家！

                                                     作于202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