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时正是“政治挂帅”的年月，这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了许多年，仍不能忘怀一段交友的经历。

其时，我与回乡知青CAO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认识在大队宣传队。他那清瘦略带忧郁的脸庞给人以不俗的印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使人相互走近的还是在精神层面，如见识和情怀。尽管我们也还蒙昧，阅世阅人能力低弱。

CAO出生在一个“历史反革命”家庭。其父曾是国民党的一名下级军官，解放后在芜湖某单位供职。终因此事全家被发配到农村自食其力，也就是我下放所在的大队。那年月，成分对人的影响巨大。一旦被划入“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就是“政治上的贱民”。其子女的许多权利，诸如上学、招工、参军、入党、提干等，都难以成就。甚至婚姻都有难度。为此，便可读懂CAO那副不舒展的面容。

                
                                                          （1979年后CAO在大队的工作照）         

那时我素人一个，与人交往完全在志趣。对“亲不亲，阶级分”的观念非常淡泊。那年我写了份平生第一次入党申请书，自此我的所有行为均在组织的注视中。大队党支部的一位负责人，了解到我和CAO的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后，代表支部审慎告知我平时与人接触要有政治眼光。这种简单朴素的政治觉悟，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可在当时确是衡量一个人至高无上党性的不二标准。其时也是为普天下众生所接受的信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可实际结果是我没有将此“忠告”落实在行动上，仍如以往，该怎样还是怎样。3个月后的一天，大队另一位负责人约我谈话。一见面，劈头盖脸一顿好骂，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怒火。我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尽管心里不愿接受这种观念。可也不能无视党组织的意见，自己的未来还不知在何方。一时间陷入二难境地（现在看，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可能已将我视作政治觉悟低下了）。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星期未与CAO见面。

那时节，大凡类似CAO出身的人，对社会交往活动，有着特有的人格自尊与政治自卑的敏感特质。我的反常，使得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也要约我一起吃个饭。他的猜测得到我的默认后，他便无节制地喝起了酒，满脸泪水，将他那种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而又不甘心屈服命运的无奈、委屈的心态一股脑地展露了出来，令我动容、令我心伤。至今也还记得那晚分手时，他真挚地对我说：“我不怪罪你。你应该为自己的前程努力，不要为我搁不下情面。坚持原则，听党的话！”那晚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几个字：“我有犯罪感！”

以后一段时间我做起了代课教师，乃至调到公社中学任教，远离了大队政治舞台，与CAO见面机会少但却恢复了正常交往。那个年代，什么事亦经政治挂钩，人就会走样。1979年初中央下文为“黑五类”摘帽，CAO身心轻松地走向了新途。已离开农村的我，由衷为他祝福！                

岁月不居，留下的是人生难忘的记忆。

                                                             作于202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