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节后，我们回到农村。参加了大队第一次团支部会议，认识了许多其他生产队的知青。相互间的交流，使得视野开阔了许多。会上，大队团支书吹风，号召我们知青要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做点事情。

几天后，整个大队都在议论着由团支部牵头组织举办”红夜校”的事。这是层层传达下来的硬性要求，即是要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所在生产队的团小组所有成员似乎决心很大，也有着很大信心担纲“红夜校”的宣讲。那时，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光华万丈，人人都要学习，人人都要掌握。办“红夜校”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广大贫下中农的政治觉悟、思想觉悟和阶级斗争觉悟，用理论促进革命和生产，加强团结，认清敌我，分清是非，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3月上旬的一天晚上，生产队就办夜校一事，开会开到夜里一点，讨论得很热烈，也很激烈。队长和妇女队长参加了会议。尤其队长，总是满面笑容地看着大家说话，不断地抽着烟，很少插嘴。后来大队团支书、生产队副队长也来参加了会议。政治上作出明确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这些领导作出的姿态让我们这些“毛孩子”感受到了关怀。最终，队委会和团小组统一了认识，首先确定了以队长为首的领导组；召开一次全队社员的动员会，由队长进行动员；确立二位辅导员，由我和另一位张姓的知青担任，理论书籍由我们自行解决；地点就设在队屋。召开动员会的那天晚上，队屋里甚是热闹，几乎全队人员都到了场。队长就“红夜校”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了讲解。其后现场报名的气氛将会议推向了高潮。最终全队所有年轻人都报了名。这对我们鼓舞很大，原以为是冷清收场的。

由于我是辅导员，自然要对学习内容有所了解和掌握。其时的政治形势要求的是加强理论学习，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落实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具有重大意义。涉及到农村，那种小生产者思想和行为还没有完全根除，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这种危害性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些在当时的学习内容，我们哪能知其所以然。只不过我们是在完成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想好好表现自己而已。在此后的课堂上，我们基本是照本宣科，无一发挥的余地，念得自己都打瞌睡，况且学员乎。想起了队长那天晚上议论此事时诡异的笑容，实际上他早就知道“红夜校”的结果，参加会议只是应景而已。

“红夜校”勉强办了几次，恰逢公社组织挑圩便草草结束了，我也从尴尬中解脱了出来。现录下这段文字，也算是回味一下当年知青的生活片段，反映一下其时社会乃至农村的一点风貌。

不过，自参加了挑圩和举办”红夜校”,对农民甚或农村的认识多了起来。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理论上，将小生产者的行为和思想归结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根除。我等来到农村是接受教育的，身边处处是农民，也就是小生产者。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农民，确实感到有点不厚道，也有滑稽感。这种太脱离现实的理论，犹如“红夜校”一样，没有生命力，注定不能持续。可有了这种思想，日常中也就不自觉地注意起农民“像鹿渴求泉水那样”的贪恋财物的现象。

       （毕屋基生产队知青潘群娅在田间地头给社员读报）

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各家还保留了那么一块私有土地。在经营自留地时，那是相当的费心，不计辛劳，因为要提供全家一年四季的菜蔬。在饲养家禽上，当然也是尽心尽力地操劳。在私有财产上，那可是绝不会让人侵害的，应该说这些是他们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保护。作为知青，那时都会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我们也做过夜间到农民的自留地里，胡乱地采摘些蔬菜回来下饭，但次数很少。毕竟离家近，没菜时大家轮流回家去取，但也有“救急”的时候。只要出现这种事情，被偷的自留地主人会在村里骂上几天，上下五代都得被骂。骂怕了，再有“救急”的时候便跑到其他生产队的自留地了。常听说有些生产队农民家禽被偷的事，很佩服人家的胆量，我们万万不敢做，也无此类想法就是了。

一些从事手工业的活计，诸如木工、瓦工等，当时在农村是很“吃香的”，在大队或生产队的同意下可外出做工，但所得的工钱大部交公抵算工分，自己可得一部分。这些手艺人有些活络钱，在当时贫穷的乡村算是活得滋润的，也算是有见识的人。所以那里的大姑娘嫁人，除了嫁给有正式工作的人外，嫁给有手艺的人也是上选。因此，那时农村家庭理想的结构就是一工一农。

对那些没有手艺但有挣钱欲望的人来说，确实有很多办法。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些农民，真的是不甘于太贫穷，常常是晚间或下雨天，偷偷带上一根扁担和绳索，跑到人流量非常密集的火车站，帮助那些所带行李太多的旅客上下火车，以此挣上几毛钱的辛苦费。相对于那些严令禁止的商品买卖行为，这种以劳力换取货币的做法，在今天可说是很光明的行为，可在当时还只能暗里做，放不到桌面上。大队或生产队领导对此也就眼睁眼闭，只要他人不告发，就不理会。即使这样，做这活计的也还是很少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安心在队里务农。更为奇特的是还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很重的农活逐渐干不动了，可生活还要继续，竟会偷偷地跑到城里干起乞讨的营生。这种撕破脸的做法在当时也为众乡亲所不齿。但人穷到一定地步，无路可走时也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对此，我们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新闻”听听而已，有诧异，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或许怜悯和鄙夷的感觉都有。但这种事，大队和生产队会干涉，因为太抹黑了。类似这些“小生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行为，利人利己或利己不损人，尽管放不到台面，说到底还是太穷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