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忽近半个世纪过去，初中最要好同学GBT的下乡之事还时常萦绕在脑际。十多年前与其还有联系，只知他为儿子婚事在外打工。近来年未闻其音讯，都老了，不知他身在何处、境况如何？那年月的同窗情仍让我常默默念叨着这位同学。

那是1974年春节，去了无为小镇五姐家呆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便得知初中好友GBT的户口已迁往农村，正等待学校隆重集会后统一出发。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为他果敢的行动而高兴。

他去的地方是学校统一安排的县乡。他家父母对他的下放是有考虑的。其母亲一直反对他到农村去，认为是太苦了，舍不得。其父亲倒是认清形势，同意他下放，但必须是要到离家很近并且与他家有关系的农村。对此，GBT未有采纳，坚持到学校安排的地方。因而与家人闹得很凶，决心真如磐石般坚硬，最终如了他心愿。这样，他在学校带了一个头，激励了不少同学，为此他很自豪，我也很羡慕。

1974年3月21日是他动身的日子。天刚亮，我和他的兄长一同送他到码头。当汽笛响起，我就觉得喉头梗塞，未曾料到学友间分离的一刹那，竟也如此扯心裂肺。望着远去的轮船，混浊的江水，心有所失，泪水不自主的流了出来。为此，回家后留下了一首题为“长相思”的小诗作为送别的纪念----“春送君，曦送君，君去湖阳即前行，天高浪水平。君泪盈，我泪盈，携手短诉分别情，隔面不隔心”。                                                 

二个月后，我专程到他的下放地看望他，足足呆了一个星期，完全体味了下放知青的生活。回来在日记本里写了四个字—不堪想象。那种无人管束，放任自流的知青生活状况确很糟糕，完全是农村的“流浪汉”，尽管这不是全部，可很有代表性。这对我以后到农村如何生活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让我有所考虑有所准备，为我下放农村确实起到了一点示警作用。

当我还在思念他并为他毫无秩序的生活甚为担心和不安的时候，他的所为让我大跌眼镜。约是过了二个月左右的一天下午，我还在他家大院附近的一位同学家聊天时，只见他挑着一担当初下放带去的所有物品回家来了，我们几位同学不明就里，慌张地询问这是怎么了？得到的回答也是非常简单：太苦、太想家。要求他父亲将他转到离家近、也就是当初准备安排他去的农村。这时，我才发现他怪会闹腾的。这种闹腾是在经历过无人关照的难受和苦痛中导出的，也是对当初自己大脑发热做出选择的回头。

不久，他就去了新的下放地，也即是离家很近，并且所在地与其父亲有着业务关系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在下放后第一次参加挑圩时去看过。他所在的地方正好在我挑圩所在地的那条河的对面。看得出来，他已显得很安静，不再有了当初那种莽撞闯江湖的劲头了。由于父亲的关系，他做起了会记活计，尤其与大队一位女知青又谈起了恋爱。我去时，看到他们那种做饭时的情景，还真像一个家庭的小二口。后来，他上调回城做了一名中型工业企业工人，直到做到车间主任（分厂厂长），曾还风光了一段时间。后妻子病故,又再婚，逢90年代中后期工厂倒闭失业，四处打工，又离婚，生活穷困潦倒。这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共同命运，即下放—招工，中年时上有老，下有小，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他只是一个年代人的缩影。

因其我在外地工作并定居，未能与他保持联系。回故乡，那时所有生活场景因拆迁都已消失，找不到与之有关联的人和事。下次回故乡得再找找能知道他情况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