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家里的情况非常不乐观。一个令妈妈乃至全家人心头萦绕的大事就是小姐姐自1968年下放农村，至今仍在乡下。何时能够回城，确是遥遥无期。我又即将高中毕业，面临的仍是要到农村务农。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家中，都是摧残父母的大事。看不到生活的出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无助又无奈。

1968年10月，小姐姐与兄长分别以初中、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的同一个公社。当时，父母考虑他们下放在一起，有个互相照顾，尤其是小姐姐，才十七岁，又没出过门，兄长在身旁，家里人放心得多。不曾想，这个当时看起来蛮不错的主意，却在以后的上调回城问题上受到了巨大的嘲弄。

兄长到了农村后，由于能说会写，处处表现出有文化、有知识，时间不长就被抽到公社中学担起了代课教师，可谓真正发挥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作用。既有了适合他发挥特长的场所，又有了吃饭不愁的学校食堂，还有拿工资的地方，确是美事一件。他可谓是也如鱼得水。而小姐姐在文革发生时，刚读完初一，既无多少文化知识，性格上也是内向，一直不能独立处事，只能与大部分知青一样，一直在生产队从事农活。偶尔参加农闲时的农村文化活动，即文艺宣传队。

                               （兄长和他的同学下放时的合影照。后排右二是兄长）

下放起始的那段日子，由于兄长在公社学校，还有一大帮昔日的同学在一起，还没觉得日子难捱，精神状态尚好。1970年起，知青陆续有了推荐上学和招工的机会。为此，家庭还在一起议论过，若有机会回城，兄妹俩一定要让小姐姐先离开农村。可机会来时，也由不得兄妹俩协商，也根本没有什么家庭协商之说，让小姐姐先行上调回城只是家庭内的一厢情愿。也就是那年的夏季，兄长被公社推荐上了师专学校。至此，小姐姐一人留在了那里，可说是开始了没有期限的等待。因为兄妹俩不可能都回城，机会要均摊给每个下放知青的。当初下放一起的良好初衷。变成了如此尴尬局面，是始料不及的。

兄长离开农村后，孤雁般处境的小姐姐甚是可怜。每年仅有数量很少的上调回城的机会，不仅与她无缘，而每一个回城的知青对她来说也都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别人都还有机会，而她可说是没有机会，除非都回城了。每次回家见到妈妈总是要哭上半天，即使在家也少有笑容。她的处境很糟糕，压得一家人心头沉甸甸的，似乎透不过气来。

                                          (小姐姐的知青照。右者为我的小姐姐）

面对她难以回城的困境，一家人开动脑筋，总想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便想到了从省城下放到某县担任了领导职务的大姐夫。其时，大姐、大姐夫已到该县工作了多年，对当地的情况已是非常熟悉。这年的10月，大姐专程从省城回家商讨了这个问题，决定将小姐姐从原下放地转到大姐所在的地方，并立即动手做起了此事。就这样，前后还是花去了几个月时间。待到来年的三月份，即1974年3月份，在大姐夫妇的努力下，小姐终于从原下放地迁到了大姐所在县的农村，可谓经历了第二次下放。我的小姐姐天性笃厚、心地单纯、为人善良，完全是个要被人呵护的“闺中大小姐”。身处那个境地，真难为了她。如此折腾，如此磨难，我们都非常舍不得她，以至于这个情结到现在都不曾解开过。

  就是说，小姐姐1974年3月到了新的下放地，于1975年的下半年，在大姐和大姐夫的关心下，终于被招工进了省城一家工厂做了一名工人，家中所有人终于释怀。如是不走这条“曲线”回城之路，可能她还得在农村多待几年。以至于小姐姐常自嘲经历了一个“抗日战争”（1968年--1975年），满心的苦楚，极有沧桑感。

                                                 （小姐姐在工厂的工作照。左为小姐姐。）

1973年的我，又即将面临去农村，妈妈的心里该作如何考虑？甘心吗？答案很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