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学们思想冲击最大的是1973年5月6日，全校召开72届高中毕业生奔赴农村的欢送会，场面浩大，热闹非凡。学校领导的讲话是满篇大道理，是“政治宣言”；教师代表发言是无限期待、是极力鼓励；学生代表发言则是慷慨激昂，立志到农村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我们这些73届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都很清楚，今天欢送他们，明年就是被欢送。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任何人也躲避不了。每个同学都如打翻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那晚，我睡得很迟，在日记本中和自己谈心，谈得很多，有好几页纸。一阵暴雨才冲散了思绪。最后说了一句“学一点真正的东西，这样才不负于青春”。虽是对未来的一种无奈，那可是心底的希望。

说到我们是73届高中毕业生，可得交代一下那时我们的混乱学制。1966年，我们这一年级的学生是四年级，我们应该是1968年小学毕业。可文革开始，学校开始了“停课闹革命”二年多，直到1969年又是“复课闹革命”，我们上了史无前例的小学七年级。1969年9月进入中学。那时规定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我们这一年级的学生算是73届高中毕业生。可我们又在初中学了二年半，留给高中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可能是高中时间太短了，将毕业时间改在了1974年的春季。就是说，保证我们高中有二整年的学习时间。

高中毕业去向问题，进入高二以来，就一直是同学们热论的话题。下放农村已是唯一的选择，似乎同学们的路就是这样的，没有改变的可能。

我在1973年7月给远在内蒙古包头市工作的三姐写过一封信，专门谈过此事。“我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下放无疑是我必经之路。……好像觉得命运把自己抛向哪里，自己就要在哪里。曾经和许多同学一样，有着美妙的理想，宏伟的抱负，在一起经常谈论着将来会为国家建设战斗和生活在哪一个岗位时，就会热血沸腾。然而现在只有到农村才是最现实的理想。这个‘抱负’却成了全家最大的‘包袱’了。妈妈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下放，理由是我曾得过肝炎。可现在身体挺好，这不是什么理由。再加上我是共青团员。班主任又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学生下放工作肯定要走在前面。……，城市绝非我久留之地，农村是我要走的路。”可见那时对下放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定，没有一点的含糊。

                                            (60年代末的三姐夫妇）                  

欢送走72届高中毕业生，学校虽然回复了平静，可73届高中生的心也就散了。年轻人面对没有选择的未来，可说大部是在混日子了。高一时段的那种在学习上争先的气氛，也霎时暗淡下来，没有了热度；老师授课的热情也减弱至低点，没有了要求。多年已植入我辈骨子中的“读书无用”又占据了上风，成了我辈可悲命运的主流思想意识。

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几届毕业生，既没有“老三届”的真才实学，又未经受文革期间“腥风血雨”的历练，也没有后来者的通贯全程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成了社会向前发展过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中的大部分从农村返城成为了工人阶级，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抓大放小”的改革浪潮中，连同他们的厂子消失在市场化中，成了社会的边缘人。我有太多的同学，正处于不老又不小的尴尬岁数，经历了这种命运的安排。既是当年“读书无用”的受害者，又承载了社会变革的重负，成了改革的牺牲品。他们为了基本生计、终日奔波在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上，满心地盼望着赶快退休，能拿上稳定的养老金，其情其景只能令人心酸。这就是这代人大部分人的共同命运。只有极少数佼佼者通过后来恢复高考改变了命运，成了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