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77、78二届学生，是一奇特群体。社会已十余年不再高考，一经恢复，搅动了江湖，有志者纷纷投入其中。即使当年高校一再扩招，录取者比例还是很小。这也是我们当年最为自豪的事情。

班级学生组成也是任何年代都少有的事情。以我班为例。31位同学，只有三位应届高中生，同时也有三位老三届的高中生。其余大部是下放知青，或是生在农村且经过几年社会生活的回乡知青。年纪最长者为1947年生，最小者1961年出生，整整相差14岁。其中有二位老三届同学来校读书时，他们的大孩子都已上小学一年级了。大部同学都在1954年至1959年之间出生。

在知识掌握上，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还正儿八经的系统学过中学该有的知识，有知识积累的基础。如我班老三届的同学韩贤强，无论知识面还是对待事物的深刻性认识，都令我们望其项背。我们这些小三届（即70年代毕业的高中生），是在“读书无用”年代度过的，根本没有像样地在课堂上念过书。即使有，也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统。得承认，我们这类人知识残缺，终不能成气候。尽管进入大学学习专业，看似关系不大，实际上眼光、深刻性以及触类旁通的领悟性都有不为你知的限制。

毕业时分，似也有别。我们大都经历过几年社会生活的磨练，对人、对社会都有了认识，知悉一些社会现象的内在原因。在毕业分配去向问题上，敏感者必然较之一般人会积极争取利己的归处。但在那时，总得看去还是比较正常。但作为学生，少了本应有的那种可爱的单纯，失去了应有的一些浪漫情怀。毕业时，同学们没有很深厚的惜别之情，也没有多少对四年读书的不舍之恋。离校时大都是淡淡地告别，似是人生的一个站点，到了就该下车，再奔赴新的地。渴望工作、渴望经济自立、渴望获取薪酬尽早养活妻儿老小，可说是不同人共同的心愿。这可能是其时毕业季的一个不同于任何时期的风景，不靓丽，却很实在。

                                                                        (我们班的毕业照）

分配在各地的同学，基本都经历过利己利家的调整。我们所从事的专业，在市场经济中日趋边缘化，看不到光亮，这也就决定了同学们改行势在必行。至上世纪90年代，先后有六位同学、包括本人调至合肥工作。想必和我一样因改行都经历过很拼的岁月，其间滋味自知。

                   (在肥工作的六位同学，从左至右分别为董向东、吴盛、朱先平、曹阳、姚永培、张子强

其他地方的同学在毕业以后，也基本脱离了本行当。茶场分田分地，茶叶公司倒闭买断私有化。可谓大浪淘沙，同学们从政者有之，行商者有之，打工者有之。只有一位例外，那就是被同学们称之为“祁门猴”的许乃新，在黄山市茶叶站工作，坚守了专业。在此，向他致敬！

毕业后,同学们都进入人生爬坡期,在为各自前程以及家庭忙碌着，相互来往很少。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过一次同学聚会。正是由张子强、曹阳等几位当年应届毕业生促成。不可否认，他们的大学同学情与我们还是有些差别。直待到若干年后，个人的社会职能日趋减弱，同窗情日趋提升，也挺纯粹，难能可贵。很遗憾，目前还有几位同学没有联系上。在肥的同学常有聚会，并有过三次外出看望老同学的活动。特记录如下：

一是2016年6月18日，张子强得知绩溪县的胡灶义同学患病，组织我们前往看望。这确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2016年6月18日在肥同学赴绩溪看望病中的同学胡灶义。左三是胡灶义）
二是2016年7月23日，在肥同学前往全椒县看望我们的班长孟岩以及朱维信同学。          

 

三是2017年5月6日，在肥同学联络了班长孟岩及桐城的同学王卫，一同去宿松，看望杨骏同学，并一同游玩了小孤山和石崖寨。

                                                   （在杨骏家合影。右5为杨骏，右3为王卫）

眼下，同学们大都退休，只有几位当年应届毕业生还在岗位上。退休生活各异，“行云般自在，流水般洒脱“是我们心底里梦想。有一点非常相同，即是家有孙辈者，必定有含饴弄孙的担当。愿诸位同学健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