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离开了山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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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妻儿1988年10月离开山区后,妈妈的心思完全放到我何时能调到合肥的事情上,唯此为大。老人家常常会到大姐家坐坐,问问情况。无形中给大姐二口子增添了压力。因为那时异地调动毕竟不是容易的事,不似现在人口流动性如此简单。既要有单位的选择,还要有单位的接收,还得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住房。
1989年在肥过完春节回祁后,一人住在灌木岭家属区的那套房子里,确实孤寂得很。加之隔壁邻居夜里很闹人,再则几位走得近的同事都住在研究所内,我动了心思,就与住在所内的制茶研究室名叫程开宗的同事互换了房屋。他和老伴住得是二间平房。其时我也不在意房子大小和环境因素了,关注的是方便了。那时我一人还每天自己烧三顿饭,尽管是糊弄,可总得买洗烧,缺一不可,不似到肥后完全丢掉了厨事。回头想想,那时真叫自由主义,换房子如此的大事,二个当事人说说就做了。记得只好像与当时的行政科李科长打了个招呼而已。

住在研究所内确实娱乐方便得多。行政科一位名叫汪皆斌的年轻同事,是学会计专业分来担任会计的,也住在那排平房。我所住平房的隔壁房间有一兵乓球桌,下班后或是有空闲,我俩常是饶有兴趣地开打。汪皆斌以后也调到合肥工作,在一家国企任过财务处处长,以后又到一家上市企业任高管。此君为人谨慎、朴实、工作也非常勤奋,他的领导无不欢喜。
也正是只身在祁的那段时间,与同事们学会了打麻将。在这之前只听说过,可从没亲身亲历打过麻将。那时国内打麻将之风已很盛行了,研究所内许多人都在晚上或周末打上几圈。为了学习我用了当时已不重要的粮票换了一副麻将。麻将气味很重,现在想想是属于有毒塑料。在研究所内,我聆听指教最多的是同事罗仲兴的老乡—县人民医院的余医生。此人可能入道较早,有丰富的经验,所以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且颇有深度。后来我也就和几位同事闲暇时操练起来,由生疏渐渐熟悉起来。一段时间在周末还由同事陈锐引领到一位叫作刘老师的家中去打。那段时间估计是我打麻将的痴迷期,也说明我那时是很无聊的。以后调入合肥,尽管节假日期间与兄长和姐夫打过,终因兴趣不大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