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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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节后,我从芜湖送外甥女黄言子到其淮南父母处读书。其时三姐二口子已于1977年从内蒙调回安徽淮南。也就是那年,我第一次到在淮南工作几十年的二姐家做了客。从淮南返回芜湖时,途径大姐和大姐夫下放所在的县城。我下了车,那已是傍晚了,大姐在车站接了我。记得该县火车站很小也很破旧。那时大姐夫工作挺忙乎,我们在吃饭时见到面时,不由就想起父亲去世时他严肃地和我谈去学徒的事情。大姐的住处很简单,只有几件生活必须的用品和家具。在他们面前,我很拘谨,所以说得很少。第二天一早我离开时,大姐给我带了一些属于礼品类的吃食。大姐夫还非要和大姐一块送我到车站。他们的礼节,让我受到从未有过的感受,记忆清晰。
在我们调至合肥后,一度无房可住,算是飘零。先是在妻的同学、也是研究所的同事徐海聂的家住过5个月,后来她家搬到珠海。大姐便要求我们暂住到她家。正是在大姐家住了八个月,才对大姐有了了解。她给我以非常乐于助人的深刻印记。没有犹豫,不怕麻烦,也不在意被打扰,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中。谁家有困难,只要能帮上忙,便会主动去做。甚至连一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戚遇到困难也会一一关照,细致入微。所以,得到过大姐帮助的人和事多多,为此,必须记载以下一事,即1990年3月18日(农历二月二十二),大姐60岁生日之际,我们在征得妈妈同意后,为大姐过了一个“花甲之年”的生日。兄长在生日宴会上朗读了我们的贺词:三姐:贵在奉献自己;四姐:且将晚霞作朝曦;小姐:人间爱晚霞;我:光彩照人处—贤德;兄长:结果好,一切都好。这是我们弟妹对她敬重的充分表达。
大姐家的生活极有规律,按部就班。每天什么时间做什么,少有变化。每天做饭,都是大姐掌勺,三五个菜一个汤,从不马虎,更不应付。家中有二件事属于大姐夫承担,一是饭后洗碗,二是擦灰。大姐夫做得虽很慢,却是相当认真。这是二口子家务的分工,非常明确。在大姐家寄宿期间,感觉到大姐夫工作非常的辛勤和认真,常是将白天未完的事带回家中。熬夜写材料或是会议发言稿,那是一件常事。大姐家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即是到了周末,子女都会来家与父母聚会,这是一大家交流沟通、享受团聚之乐的绝好时间,不会无故改变。
大姐一家几代人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之风尤为显然。这在现代社会已很鲜见了。很自然形成的君臣父子关系,使得大姐夫在家尽管言语不多,却处处透露不一般的威信。大姐做事、讲话利索干脆,尤对下辈善于端正事理,不偏不倚,深有大局观,后辈们也都非常尊重。所以我这么多姐姐的家庭,也只有大姐家老式家庭氛围最为浓厚。当然这种“老式”是表现在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体谅的关系上,让人起敬,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的落后上。
大姐的四个儿女都在合肥工作和定居,家家圆满。现已有四代,上慈下孝,家风和谐,给我们以幸福感极强的认识。德位相配是最好的诠释。大姐现今87岁,动作起来毫无老态,灵活自如。老二口目前还单独居住,但在儿女的“一碗汤”距离内。说来也巧,大姐、四姐和小姐姐现住同一楼,而且还是同一单元。看来,姊妹们住在一起养老的方式挺好。诸位姐姐们都以大姐为标杆,生活得有滋有味。兄弟姊妹二八一十六人,都衷心祝愿大姐大姐夫幸福地走向期颐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