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博文中，对我的大姐及大姐夫虽有笔墨，却不甚浓。总想找个特别的时机叙述一番。忆及我们一家三口从山区到合肥，正是说的时候。

大姐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与我同父异母。她的母亲生她得产后风辞世。年少时在芜读萃文中学，后读芜湖商校。毕业后正逢新中国建立，便参加了工作。在我出生前好几年，也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姐和祖籍为南陵的大姐夫结为夫妇便离开芜湖到合肥工作了。

                                                         （上世纪50年代初大姐的结婚照）

这以后他们偶尔出差路过芜湖也是匆然，没有和我有太多交集的生活细节。所以从小到大，对她印象一直很淡薄。偶尔听到父母和姐姐们说起她，总感到很遥远，与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非常的陌生。所以几十年来大姐以及大姐夫一直给我有二辈人的感觉、让我远远地看、敬重有加。

“文革”期间，我稍大有了感触，便也有了记忆。那时，大姐和大姐夫下放农村，一家人散在几处。尤其孩子还很小，顾及不到，那种日子想必用“熬”不为过。其时，与我岁数差不多大的二个外甥女—际生和际明，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顶起了家的天空。那时她们也不过十三、四岁。我记得他们家当时还有一个瘫在床需要人服侍的奶奶。足可见她们的懂事、能干，也可体味到她们当时心理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付出的艰辛。我至今还朦朦胧胧记得一件事，就是在大姐一家生活最为艰难之时，曾给我们的父亲写过一封求援信，意在将当时年龄还很小的一个孩子放在芜湖照料。其时我家，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生活实际状况也是非常糟糕，父亲在没和妈妈商量的情况下就回绝了大姐的要求。若干年后说起此事，妈妈无辜也无奈。作为继母自然有其无论如何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今天说及此事，只想还家事的一个真相。大姐还有二个挺优秀的儿子—际刚和际伟，比我也小不了几岁。大姐这四个儿女与我差不多大小，所以喊我“小舅”是不太容易出口。我也从来不在意就是了。

       

                                （大姐夫妇与四个孩子，从左至右分别为际刚、际明、际生、际伟）                                                   

给我最有记忆的几件事有如下述。

1970年1月，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弟姊妹八个齐聚芜湖。因父亲去世，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为此，大姐及大姐夫带头与父亲单位商谈由我们子女接班应对生活窘迫之事。其时兄长、小姐姐下放农村，我还刚念初中。可按当时政策，下放知青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所以不能顶替父亲工作，只有我还有些希望。因为我家隔壁有个小名叫做“小黑子”的人，年纪和我差不多，不过也才14、5岁，在其父死亡后顶替参加了工作。我记得大姐和大姐夫在五奶奶的房间里，认认真真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大姐夫相当严肃地和我说，要送我去学徒，得有点思想准备。当时我是惊愕地瞪大着眼睛望着他们说不出话。那是我们单独面对面第一次说话，给我留下了慎重其事、不苟言笑的深刻印象。

大姐夫是南陵人，每次回老家，必经芜湖过。有次来，晚上带我和际刚到弋江桥浴池洗澡。其时大姐夫3、40岁 ，仪表堂堂。那时我不过十余岁，真开了眼。我们一落坐,大姐夫便给那些跑堂的每人递根烟，三二句客气话就将那些工作人员的服务热情激发得很高涨。用现在的话说,气场刹那间就爆棚。我们从浴池里出来，工作人员非常殷勤,那擦脸擦汗的热毛巾一次次递给我们。按常理一般热毛巾递二次就结束了。今天这阵势哪见过。从这也可看出，我们家的大姐夫晓义、开朗平和，与百姓善于打交道。

1973年10月，大姐为小姐姐之事专程从肥来芜。因为1968年10月兄长与小姐姐同时下放到宣城花桥公社。1970年兄长被推荐上了芜湖师专，就此小姐姐就开始了没有期限的等待（兄妹俩不可能都回城）。面对困境，妈妈想到了大姐。那时他们下放某县已多年，而且大姐夫在县里已担任领导职务。大姐来芜就如何将小姐姐从原下放地转到她所在的县份做了商讨。后于1974年3月办成此事，似乎小姐姐经历了二次下放，并于1975年下半年被招工进了省城一家工厂。若不是走”曲线“，小姐姐可能还得在农村多待几年。妈妈可谓卸去了巨大精神负担，我们也为此释怀，全家皆大欢喜。那年我已是18、9岁的大小伙子了，目睹大姐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对她充满了敬意。其时我即将高中毕业，也面临着下放。目睹了小姐姐的全部下放历程，深知妈妈说不出的怆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