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金秋时节,当年的所有茶事活动告一段落后，研究所决定科研人员走出去，到各重点产茶县，尤其是落后县份，了解一线的具体生产情况，为课题的选定和试验的针对性提供实践依据，也就是了解生产对科研的需求。

                                                            （当年草写的调研报告）  

那年的九月份，正是我和吴萍为制作家具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请的二位江苏籍木工在研究所的一件空屋内做得是热火朝天。我一出差，此事便一股脑儿丢给了她。

我们的栽培研究室派出了二个外出调研小组，叶老师、罗仲兴和我一个组，还有一个由黄秋转老师带队、徐海聂和另外一人为成员的小组。我们这个组先后去了潜山、岳西、东至等县份，一路拜见当地的茶人，了解情况；下到茶田，查看生长情况。可谓马不停蹄、风尘仆仆。一路记录、一路倾听、一路询问，那是一次收获颇大的调研。可谓长见识，开眼界。

所谓的重点产茶县，在其时农业县份，没有工业，也无发达的商贸及服务业，茶叶收入及税收均占地方很高比例，而且从事该产业的人员数量也占很大比例。以当时的某县为例，该县历史上就属于“祁红”产地，是当时安庆地区最大的产茶县，年产茶近五万担。全县行政区划的区乡中有一半以上都从事着茶叶生产。茶业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占商贸总额近80%，占工商业税近40%。说白了，就是该县大部分人都靠茶叶吃饭，经济地位特别显赫。

调研时，发现了一个令人特别纠结的现象，就是全县茶叶单产及产值，三十多年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总是维持在不变的水平上。而且茶叶品质较60年代有明显下降，条索松、色泽枯、香低味淡、焦茶也很严重等。全县茶叶年产量及产值的增加完全是建立在增加茶园面积上获取的。这对于我们这些以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为己任的科研人员来说，有种说不出的味道。而对于当时遍布城乡的茶叶技术人员也是一种现实的否定。

我们回来在作调研报告时，对此种现象进行了技术上的总结，无疑是落后的耕作制度所造成的。那种只管收获，不问管理的靠天观念制约了发展。实际上那种一味依赖开辟新茶园提高产量产值，放大了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的生产模式，彻底抵消了新技术应用的效能。我们的眼中看到了太多的茶园普遍树势衰老或因管理粗放造成的未老先衰、土壤基础差，水土流失严重、茶园稀疏，覆盖度太小等问题，茶园管理确是个大问题。

我写得那篇调研报告中，根据当地有关人士的看法和认识，提出了二点建议：一是要建立科技推广体系。要重点对乡村茶场负责人、乡村农技人员、重点产茶户、专业户进行培训，科学种茶、科学制茶；二是要抓茶园管理，改变落后的耕作制度。这是当务之急，否则永远改变不了落后面貌。调研回来，我的一篇洋洋洒洒的调研报告，倾注了我的几分心血，也为我的工作变动铺垫了基础。那是后话了。

在外沿途转悠了十几天，待我回到研究所，我们的家具制作工程已接近尾声。累坏了吴萍，让她受苦了。这次外出调研，体会还是很深的。一线的生产实际告诉了你，我们的研究课题与之脱离太过于遥远，还停留在只要成果不闻应用的阶段。至于如何接地气，还真让人惆怅。研究成果不能应用于生产，终归没有生命力，也就没有市场。调研中也曾注意到，大凡是茶场这种带有集体性质的地方，多少还推行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因而产量和产值就会高得多。尤其国营大茶场，它的生产新技术发现往往还走在科研单位的前面。只是众多的茶农散户，只收不管的局面还真难于改观。新技术应用还是必须依赖大生产推广。

一个题外话。我们那年到各县调研，虽然去的都是些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县份，但各县招待的水平还是挺有档次的。我们住得基本是县委招待所，住宿条件当然不能与现在比。可在吃的问题上，一点不含糊。请我们三人自然有一桌人参与。无论是中餐还是晚餐，招待所偌大的餐厅内，总会满满当当，热闹非凡。包厢也各有其主。尤其一些高档菜肴也是应有尽有，屡见不鲜。吃得好终归是招待客人的大问题，绝不会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