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似乎对我是个受磨难的季节，件件难心的事不断出现。不曾想一件更使我难心的事出现了。处于当时心智还未成熟、对世事感觉感知还很少的我，它几乎颠覆了我初入社会的所有认识，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看不见我所想的未来。

1977年5月17日，即农历三月三十，是兄长30岁的生日。这天，妈妈做了很多可口的菜。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兴致勃勃地边吃边笑谈，其乐融融。民间早有“三十不过，四十不发“的说法。我们为他庆贺生日，是衷心祝愿他人生如愿，多结他所追求的硕果。其时，兄长虽还年轻，可经历却很丰富，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心性特强，那种近乎疯狂学习的劲头是我几十年身边未看到过的。他所走的那条人生爬坡路，尽管艰难，充满未知，甚至还有风险（其时做文字工作的政治风险），可他心无旁骛，一意前行，确也做得风生水起。所以，他是我们家，尤其是妈妈引以为豪的人。兄长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我在《故纸有意》一书中，虽对他有些叙述，只是九牛一毛。这二年，我沉浸在往事的回顾中，拟将60年走过的风雨路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家人共同的记忆。心里就想，兄长何不也做此事，所叙所评所论，其高度和深度会格外隽永。

就在这全家欢乐的时刻，我却心事沉沉，表现出来地只是一味地吃，仿佛能减轻心中苦似的。家宴临近尾声，我还是憋不住地说出事情的原委。一家人都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昨天，即1977年5月16日，新任不久的大队书记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找我谈话，其意是要我在大队留一年，不能上调（上调的意思就是离开农村回城工作或是去读书）。这种不容商量的口吻令我不知如何作答。这种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的要求，非常强横。想必这也是他的工作作风。我的沉默以及不知所措，算是回答了他的要求。

心乱的我，回到知青屋陷入了沉思。思前想后，想不出所以然。到了大队广播站，与同为知青的广播员L君交谈此事。想不到她也被谈过相同内容的话。在大队所有知青中，只有我俩人游离于体力劳动。难道这就是缘故？我认为不实；记得3月份被大队派到学校做代课教师时，确是说做一年。难道是上次口头协议的再次确认？看看也不像，因为没那个必要；我曾向党组织递交过申请书，并在大队各项工作中积极肯干。是否要培养和考验我？想到这方面，我犹豫，拿不准，似是似也不是。隐约中有更深的原因。

带着疑虑,我到了大队副书记家，即那位盼望老公调回家乡的大队干部，意在向她讨教。因为我一直都很尊敬她。没料到她很直白地告我，是她请书记找我谈话，传递这个决定的。想必当时听了，我是怔怔地望着她说不出话来。所说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是组织培养的需要，二是留在农村有什么不好呢?! 这种回答很友好、很政治、也很正确。

我在她家吃了晚饭后，带着远远未满足的感觉胡乱地徘徊在乡间的小路上，身体和心思都不由信马由缰起来。走到哪算哪，想到哪算哪。及至走到我不识的一条路时，突然心中有了一个念头，感到一阵惊悸，不由悲从中来。那段时间的日记本中，满满地记载了当时的所思所想。初涉社会，由青涩朦胧至晓事成熟，不经历几次心智的折磨，真难以成全。日记记录了岁月，也伴随着我的成长。只是当时看不到未来，急于想给自己一个明确现实的我，何乐之有？只有不尽的愁绪。我当即掉头，又快速跑到另一位大队干部家，无非是求证了我心底里的认识。或许，人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可省却许多忧烦。越是弄明白事情的原委，越是给自己添愁添堵，这也是人生之悟。我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应对我已面对的事，只有在哀叹中继续走自己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

   那晚，我睡得很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问自己最多的是“怎么办？”屋外月色朦胧，乡村春夏之交的夜，蛙声已如潮。我还是在脑疼中睡了过去。

一家人听我叙述完了，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是的，又能说什么呢？人生中该有的，会有；该来的，也会来；该历练的，你也必须承受。这就是生活！

                                 作于20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