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那个春天,我似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做起了代课教师。可面对诸种事情，心里从未轻松过。好在自己年轻、浑噩，不谙世事人情，倒也糊里糊涂地度着不知未来的岁月。

   其一是为迎接市团代会的召开，大队的宣传队破天荒地在春季繁忙季节开始了活动。大队竟指定我为节目主演，因排练时间仅有一个星期，要求我暂停学校工作，并要求我回学校向校长汇报。得到这个指令，我真犯了难，哪有如此做教师的。经过深思熟虑，我与校长、宣传队员商量，采用了如此折中的方法：即上午在校上课，下午和晚上到大队，保证每天的排练时间，并进而保证完成演出任务。这种兼而顾之的方法得到了大队干部的默许。既不影响正常的教学，也能完成突发的演出任务。只是人很辛苦，尤其那种想给大队及学校领导都有好感的念头，使得自己的身累心更累。

   其二是在为市团代会演出结束后，本应宣传队解散，队员们回各自生产队参加春耕。恰在此时，大队书记易人。原书记调往公社一企业任职。新书记原也是公社一企业的领导，但他的家在我们大队。主要领导更换可是大队的一件政治大事，事关所有与未来有关联的各种人，包括我们知青。涉及到宣传队是否解散？没有人表态，只待新书记发话。可这位新书记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言语，致使宣传队迟迟不能解散。其他大队干部有二种意见，一是按惯例就地解散，待冬季再开始活动。这种意见当然是符合农村现实的，我自是同意。另一种意见很暖新书记的心窝。即是宣传队照常活动，排练一些新领导上任后的新气象文艺节目，并在大队广泛演出，大造声势。为此已经安排大队的知青秀才创作了一些剧本。这种意见明显占据了上风。新书记没有一点态度想必就是一种态度。这二种意见实际上演变成了新老领导层之间的政治角逐。一位大队干部找到我，说是要对新创作的剧本开个会讨论讨论，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修改的。对话中流露出春耕生产为重，宣传队不宜集中再活动的意思。明白了他的意图，对此，我深以为然，但不免心里沉甸甸的。只有否定剧本，造成无剧可排，无节目可演，宣传队自然散伙。可要开罪多人啊，心里哪能不犯难呢！记得那天开会时，有大队几位干部，有几位进驻大队的农村工作队队员，还有我及创作人员。上会的有二个剧本，一是歌舞“纪念日的歌声”（属于大型节目），一是演唱“春潮滚滚”（小型节目）。待大家看完剧本讨论时，感觉到众人的眼睛都对向了我。想想也是，我既不是决策人，也不是创作者，只是个纯粹来说话发表意见的人。我与那位找我表明意图的大队干部对了下眼神，确实感觉到是期待。尽管我是同意宣传队解散，可以这种曲线的方式，不自觉地卷入政治较量中，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可最终还是以自己可以安心教书和做自己喜欢的事的念头占了上风。那个会议，我不看任何人的脸说了很多。对那个大型歌舞剧本，“毒辣辣”地从根本上给予了彻底地否定。我记不清当时到底说了什么，只感觉到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而对那个小型演唱剧本我给予了肯定，认为可以进入到谱曲程序。会议基本有了意向，即不再排练。结束后，我与许多人一样如释重负，舒了口气。至此，那位大型歌舞剧本的创作人对我是耿耿于怀，记恨在心。至于大队干部的心里存有什么，我不得而知，也不想知晓了。现在想想，农村干部在政治较量中也蛮有一些不露声色的智慧的，用他人的嘴说自己说不出但能了自己心愿的话。也在这以后,大队宣传队好像就终止了,再也没有集中活动了。

                                     作于2015 、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