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15日，是下放到农村二周年的日子。

作为当时下放在郊区的知青，意味着具备了一种可以上调回城当工人的资格。相比较插队在各个县里的知青，郊区确实机会多，没有多少学生三五年不回城的。为此，我们知青小组有了一次小小的庆贺，庆贺我们“熬”到了资格，并祝愿上调回城的机会尽快到来。而我却在此时有了政治上的追求，告诫自己得有接受考验的思想准备。

                                                                   （来自网络图片）

真的考验就在不经意间来临了。那年的春节是在2月18日。2月11日听说，大队有一批知青要招工回城的消息。全大队共有10个招工指标，当时只有11个符合下放二周年的条件。刚听到这个消息，一颗心也本能地躁动起来。谁不愿尽快离开农村呢！我记得那天，一人坐在知青屋中，坐累了就躺在床上，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脑中二种想法激烈地开起战来。一个绕不过的坎，就是不敢忘记不久前刚对党组织作出的诺言。想的多的，还是与人品有关。历来我都对言而无信之人最为鄙夷的。想此，心里真有种受煎熬的滋味。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常有使人进入二难的境地。得失之间，前思量，后思量，都会有不妥的认识。实话说，我对回城当工人历来想得都很少，似乎我的意识里没有这个概念。想当然地就是会继续去读书，做一份自己喜欢的“文事”。至于何种“文事”？也从来没想过。或许那个年月也没得想，一切都得听从安排。人们无从选择自己的职业，没得这个权利。尤其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更无从谈起。

那天很晚了，我还是饿着肚子回家了，不能不将此事告知家人，也大致说了自己非常矛盾的考虑。

妈妈及姐姐们的态度，很自然地是能上调就赶快离开农村，这是很显然不过的事情。兄长的意见与我的口味相合，以政治进步为上，只是自己要看清形势，把握好自己。

那晚我失眠了，干脆在日记本上说了很多话。从经济上说，自父亲去世，一直由姐姐们抚养，应该自食其力才对；对妈妈而言，不应再让她承担精神上的重负才是；从自己身体状况看，自去年得病体力一直不好，也是支持我应该尽快回城的理由。可再往深处想，我确实心有不甘。对回城做一名工人以定终身，不是我内心所愿。尽管对未来的方向不甚清晰，但这种结局决不是我想要的。那时的人，怎会想到数月后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人生中的彷徨，尤其是思想经过激烈交锋后，有其患得患失的缘由，但仍不失心底所藏的梦想，不到最后一刻仍不能放弃。或许这就是我思考一天最终的结果。在日记结束时，我写下了四个字“豁然开朗”。

为此，我于13日向党组织写了封思想汇报，对招工一事有以下叙述：

“首先要说的就是关于这次招工是走还是留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心底的想法无保留地告诉给党组织。

自听到招工消息，几天来，倾听了家里人及其他人的见解，大多都是认为要‘走’。所以这几天思想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不走！继续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为把我们大队建成大寨式的大队献出自己的力量！“

表明了我的态度，也就释然放下了，也不再纠结。或许这也是生活的一种能力和调节方式。

此时，正好C君也从工作地回家过年经过芜湖，见面时我也将此事及我的态度一一作了陈述。尽管她说大主意自己拿，可言语中似乎隐约有能上调回城当然是先工作再说的意思，我没有入心入脑。多年与她见面，总是匆匆忙忙，仿佛我们只有在书信中交谈，见面说话倒显得有几分生分和不自然。说出来确很奇特，可也是实情，可谓相见不如想念。

一次招工给我带来的思想冲击也就这样化为无影，也使得大队的招工工作非常顺利。只是但愿不再有这种考验。此事也就成了心底里的一个深刻记忆,从不曾忘记。

        作于2015、6、14